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医学和文学的逐步成熟，涉医文学也初成体系，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魏晋南北朝之后，隋唐时期涉医文学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涉医文学至隋唐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后世不断上升、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涉医文学的奠基时代，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一、后代医学发展的借鉴
魏晋南北朝时期，疾疫横行，战争连绵，伤病遍野，医学的发展成为时代的要求。这一时期沿革前代的医官制度，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医官机构，中央医政和地方医政对医者的专业水平和道德修养都有一套考核体系，医学发展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
这一时期医学理论成果斐然，官颁医书至此已近成熟，如刘宋时《宋建平王典术》，北魏时李修《药方》，王显《药方》等都是较为重要的官颁方书，这些凝聚众多医家经验和智慧的临床方书，卷帙庞大，便于医学理论的总结和推广。与这样的集体巨制相应，《隋书经籍志》记载了许多魏晋南北朝医家的医学著作：《张仲景方》，《张仲景疗妇人方》，《张仲景评病要方》，皇甫谧、曹歙《论寒食散方》，殷仲堪撰《殷荆州要方》，陶弘景著《效验方》，徐嗣伯著《落年方》等等。
药学著作较之前代，数量上有了显著的增加，且专门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最具影响的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该书比之前代的《神农本草经》，药物品种增加了一倍多，对很多《神农本草经》之后发现的新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打破了《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法，而是以药物的自然属性为基准，首开药物功用分类之先河。在药剂学名著《雷公炮炙论》，沿用前代诸多制药经验，对多种药物的炮制方法一一详尽记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炮制专著。上述医药学著作为后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开创了一些新的领域。
在医学实践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内科方面，发展了伤寒学说、黄疸病及其他内科杂病的治疗更为成熟，传染病学发展迅速。在外科上外科手术和危重创伤的处理较前代大大进步，妇科、儿科、口腔科长足，针灸学实践上发展腧穴理论，对十四经穴作了归纳，针刺操作方法进步，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和留针时间都作了明确的说明。
医学教育上，师徒相传，重视经验的传授，在医学实践领域进行教习和摸索，名医辈出。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涉足医学领域，文士通医现象极为普及。特别是一些门阀医学世家如南朝东海徐氏、北朝东海姚氏等的出现，更是体现了士大夫阶层对医学的强烈关注。由于士大夫阶层的特殊社会地位，他们的积极参与对医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该时期的医学显著发展，对医学的承启作用十分显著，魏晋南北朝之后，医学的发展尤为显著。而魏晋南北朝极大发展的涉医文学作为医学与文学共荣的文学类型，承载着很多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的精髓。虽为医事的文学解读，在文士通医的背景之下，仍较多地为士人关注。作为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事文学沉淀，不仅作为医学传承的交叉和补充，更为后代医学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为多元的思考模式，因此，魏晋南北朝涉医文学对后代医学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二、涉医文学繁荣的过渡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文学就充满了对生命短暂的慨叹和唏嘘，对求仙和长寿的神往，早在庄子就有“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的慨叹，《古诗十九首》中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诗句，《秦汉魏晋南北朝汉诗》卷九有：“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的记载。因此，人们对生命的珍惜，对长寿的渴求，必然诉诸医学，涉医文学在魏晋以前已经萌芽，并初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在涉医文学的发展史上，是一段重要而特别的发展期。涉医文学经历了先秦两汉的萌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迅速，涉医作品数量大大增加，蔚为大观，对医事的涉及在文学文本中成为了一种常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出现了大量的药草作品，其中药名诗首开其端。
养生作品、咏病诗文、求仙作品、医师作品各类题材均有涉及，涉医文学的触手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探寻自然，有的观照内心，在身体发肤和灵魂深处，涉医文学的印记无处不在。表现手法各异，体裁全面，在这一时期所有的体裁中几乎都有涉医文学的身影，诗歌、赋、散文、传记作品，以及新兴小说，都是涉医文学表现的舞台。创作主体更为成熟，精通医学的文人群体逐渐壮大，自觉的创作成为主流，涉医文学自觉的时代来临，真正意义上的涉医文学开始形成并发展。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涉医文学发展的过渡，涉医文学在唐宋时期走向了繁盛。唐宋时期，涉医文学作品创作数量剧增、取材广泛、风格多样，较之前代有了许多新的突破。唐宋诗、唐宋文、唐宋词及敦煌变文中都有大量的涉医文学作品。创作涉医作品的作者繁多，作品中的佳作也十分突出。唐诗典型作品如张籍《答都阳客药名诗》、王绩《釆药》、宋之问《陆浑山庄》等；唐文中孙思尧《千金药方序》、刘禹锡《鉴药》、《述病》都是涉医文学名作；宋代不仅出现了陆游等既长于文学又精通医道的涉医文学创作主体，还出现了陈亚、孔仲平等涉医文学大家。其后，至元明清三代，涉医文学更加成熟、完善，达到空前的繁荣。
在各种文学体裁中，都有大量的作品出现。包括在新兴文学体裁小说中，涉医文学作品亦是层出不穷。如《聊斋志异》中就有许多涉及医学的篇目，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关于病、医和药的描写也占了很大的篇幅。此外，医案、医话等涉医文学形式也在这个时期大放异彩，涉医文学至此走向全面的繁荣。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涉医文学从萌芽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过渡期，在涉医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三、医者地位提高的铺垫
《吕氏春秋至忠篇》记载了一个宋国的名医文挚的故事。讲的是名医文挚因医获罪至死的故事。文挚釆用激将法为齐王治病，齐王病愈之后反感其目无君主的态度：“王大怒不悦，将生烹文挚。太子与王后急争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挚。在这个故事的残忍背后，是社会对医者的鄙夷和不尊重，官医尚且如此，那些民间医生的命运可想而知。在儒术独尊，重文轻技的封建传统中，医学作为小道”，为世人所不齿。这样的封建思想束缚，使得习医、行医成为一种为人所不齿的旁门左道，医学也因此错失许多优秀的智力资源。
西汉楼护，他年轻时随同父亲在长安行医，在医学上表现出很好的悟性和惊人的记忆力，医经、方书倒背如流，用药如神。而时人却劝勉楼护：“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再精湛的医术也不是正业，只有宦途才是正途，医学只是方伎末流，医生的社会地位很低，为世人所不齿。可见对医学和医者的鄙视由来已久，医者的社会地位一直较为卑下，这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尤为显著。
继之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的生命意识得以张扬。服食之风盛行，保身立命的医学在这个时代获得了价值肯定，医者的地位也相应地有了提高。虽说，这时期医学很大程度上都是服食之风的附带效应，然而，客观上，医学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日渐凸显。
一般而言，服食者集中在社会的上层，医学理念在上层服食人员之间的传播，使得医技、医方更多地见于笔端案牍，医学从“方技小道”逐步深入士大夫的生活，医学典籍和著述较前代猛增，一批精通医学的士大夫出现。这些精通医学的士大夫成为了为医学正名的关键因素。其中许多医学世家在朝廷保有显赫的地位，便是明证。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逐渐融入士大夫生活的精彩铺垫，医学到了唐宋及后世，有了一个稳固的爱好医学、尊重医学的士大夫阶层，封建政权对医学的发展更为重视，医学的作用更为显著，医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提高。
四、医学文化转型的预置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相互融合，给医学以巨大的影响。这时期的传统医学文化，汲取了各种宗教思想的精华，将它们融会贯通。如葛洪的思想基本上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认为道家要采取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才能达到长生的效果，体现了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何晏、向秀等人也力求打通儒道之间的界限，在养生上将自然之理与礼义相结合，体现了“儒道为一”的思想。
而这一时期，对医学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当属道教。混乱的时空背景，流行的服石炼丹之风，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失去话语权，退官归隐，他们熟知医学，在名山之中炼丹、服石、导引、辟谷，对世俗的逃离和对生命的眷念矛盾的交合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之上，魏晋南北朝医学的成就了道医的时代。
这一时期医学的发展为道医文化向以儒医为主的医学文化转型埋下伏笔。自唐代开始，服食炼丹的风气开始衰落，士大夫阶层中有相当数量的士人对医学浓厚的兴趣不再局限于悟道求仙，长生不死，而是更多的关注到医学的本来功用。
在唐代交流医学经验，互赠经验方是常态，最后将这些经验方整理归纳，成为“集验方”，是当代士大夫阶层回归到医学最初功用的典型表现。另外，唐宋对医学典籍、药学典籍的研习非常重视，医家的研习毋庸赘述，如陈宪这样的唐代士子，在精通儒术的同时，也钻研医道，集《内经药类》四卷，合《新旧本草》十卷，并行于代。连地理学家贾耽也有《备急单方》一卷，由此可见，士大夫阶层更加关注医学，关注医学本身的功用，即治病救人，实现儒家“济世”、“治国”的理想。交流经验成为风气，这些都为后代儒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正是儒医的出现，使得后代医学的发展都更为成熟。
结语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该时期朝代交替频繁，战火绵延，疾病横行。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残酷的政治杀戮，使士林震荡，人人自危。社会对心灵的重压使人生转向另一种养命自保的追求，生命的短暂让人们体悟到健康的可贵，身体的可塑：只要执着的服食药、修养身心，就可以放缓生命的脚步，甚至达到身体和精神双重的超脱之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涉医文学在这个时代蔚为大观。
道教、玄学的勃兴，佛教东来，各家思想的汇集与碰撞，更为涉医文学走向自觉注入了无限生机。魏晋南北朝的涉医文学展现出广阔、丰富、自觉的特征，是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各方合力所致，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古代涉医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中医学交融的产物，既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医学遗产，更是一份值得后人珍视的文学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