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3日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5月1日刊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题为《中国与世界秩序》的文章称，今天中美关系的变化，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的变化，就其实质来说，种种变化折射出了中国和现代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就体制而言，国际秩序表现为一系列国际组织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在这些机构内部，领导职务长期以来牢牢被西方国家所掌控；这些国际组织的议程也是被西方所把持的。
文章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驱动变化发生的是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在开放方面，概括地说，中国迄今为止走过了三个阶段。
文章称，第一阶段是“请进来”。主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改革初期，中国的经济体量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微不足道。为了发展，中国主动向外资开放，即“请进来”。应当强调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实行的实际上是“单边开放”政策，即不管其他国家是否向中国开放，中国都向这些国家敞开大门。
文章称，第二阶段是“接轨”，发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即90年代后期。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花大力气对内部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符合国际规范。这一步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步，中国的法律体系（至少在经济层面）、经济制度和政策就缺少改革的动力。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多边组织，中国“接轨”的过程也是学会“多边主义”操作手段的过程。
文章称，第三阶段是“走出去”，这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一个过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是中国大规模“走出去”的起点。“走出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中国制造品的“走出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其次是资本的“走出去”。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很快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转化成为资本过剩的经济体。就资本而言，中国的资本和西方的资本一样，需要走到可以获利多的地方。
文章认为，“走出去”开始改变中国和西方（国际社会）关系的性质。无论是“请进来”还是“接轨”，中国和外在世界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一到“走出去”的阶段，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当中国“走出去”的时候，马上发现这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是西方主导的。一旦中国走向已经有西方力量存在的地方，冲突马上就发生了。
文章称，和中国开放政策相适应，中国和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组织的关系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文章称，第一阶段是“加入”。中国选择的是和国际社会“接轨”。在这一战略选择指导下，中国积极加入现有国际组织。
文章称，第二阶段是“改革”。正是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是国际秩序构建的主体，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国际秩序并非公平和正义的，且体现国际秩序的国际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也是不公平的。中国在加入这些组织以后，一直力主内部改革。
文章称，中国的改革呼吁也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不过，中国地位的上升也意味着其责任的增加。今天，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
文章称，第三阶段是“创新补充”。“创新补充”是近几年来的新趋势。维护和改善现行体制仍然不足以应付新产生的挑战。中国近年来确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组织，并推出“一带一路”倡议，意在推动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引领新一波全球化。不过，中国领导人明确并且再三强调，中国这样做并非要取代现有的区域和国际组织，而是作为补充，使得现在的秩序更强大。
文章认为，在这些基础上，中国更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是中国和国际秩序互动的自然结果。如果没有中国和世界秩序的接轨，就不会有这个概念的产生。在这个概念的指引下，中国不仅加大内部改革开放力度，而且在西方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时候，接过“自由贸易”的大旗，引领经济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