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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文天祥全集》，重温爱国先贤文天祥的心路历程，感触良深。
文天祥出身于地地道道的庶民家庭，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像当今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的“总统”、“国务卿”、“议员”、“州长”那样有什么“富爸爸”、“贵爷爷”，更没有什么大资本财团的支持。宋理宗宝祐四年（西元1256年），他凭着自己的学识考中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从此进入“精英”阶层。
作为“精英知识分子”，文天祥“进入体制内”后不改忠义不阿的品格，他先是上书反对宠宦董宋臣避战逃亡的迁都之议并呼吁改革政治、扩充兵力、抗元救国，后来又直言斥责权臣贾似道乱政误国，因而一直不受重用，并曾被罢官免职。
在这种举措艰难的境况下，文天祥不像当今西方国家的离职“民选”政客那般能够得到大财团大公司的回报（实际上是“合法”的贿赂）去当“总裁”做“董事”过豪奢生活，他回到家乡，心境恬淡，打算寄情山水。他的《晓起》二首之二就很能表达其时的心情：
远寺鸣金铎，疏窗试宝熏。
秋声江一片，曙影月三分。
倦鹤行黄叶，痴猿坐白云。
道人无一事，抱膝看回文。
远处的古寺钟声隐隐，陋室内氤氲熏香涤尽尘务，作者像倦鹤、痴猿一般散淡闲适，或听秋江的无边涛声，或观窗上朦胧的曙影月光，有时还翻看琢磨一番那回环往复却无深义的回文诗。看起来，他似乎真要“退则独善其身”地遁世隐居终此一生了。
然而，文天祥完全不是那种明哲保身的人，忧国忧民的壮怀始终在他心中激荡。就在这“隐居”期间的“闲淡”诗中，仍然抑制不住地透露出报效国家匡扶神州的心志，就像那首五律《夜坐》所云：
淡烟枫叶路，细雨蓼花时。
宿雁半江画，寒蛩四壁诗。
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迤。
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
淡烟笼罩着枫叶，细雨飘打着蓼花，成群的大雁寄宿于江边，凄切的蝉鸣回响在四壁，真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而作者已人到中年，雄心壮志的实现似仍遥遥渺茫，怎能不喟叹万分呢？但是，作者济危振世的壮心并未稍减，他不会让东晋名将祖逖闻鸡起舞的壮举专美于前，即使远居乡野草舍，仍在神往着匡扶大业！那最后一联健笔纵横，气宇轩昂，作者的为人品格和节操跃然而现。
果然，宋度宗咸淳十年（西元1274年），度宗病死，年幼的恭帝即位，元朝趁机以二十万大军大举南下，宋朝岌岌可危，太皇太后谢道清下《哀痛诏》呼吁各地文臣武将、豪杰义士急赴国难，在那些不多的响应者中就有文天祥。他毁家纾难，捐出全部家财作军费，发布榜文征募义勇之士，很快组成了一支爱国义军，并亲自率领着奔赴前线勤王抗元。
此后两年中，文天祥曾在前线率军苦战，也曾在朝中力挽危局，后来在受命出使元军时被敌方扣留，他寻机逃出，却遭到宋朝前线将领的怀疑，不得不到处躲避，最后才乘船到达福州。在这期间，文天祥可谓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九死一生，但他却未丝毫动摇信心。那首从南通乘海船到浙东转往福州去的路上所作的《扬子江》诗正表现了他的这种坚定意志：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宋端宗景炎元年（西元1276年），文天祥被任为枢密使兼都督诸路军马。他率领督府军转战东南，英勇抗敌，并曾挥师席卷赣南，收复了大片失地。但因元军铁骑势大，南宋朝臣又不能同心同德，抗战最终失败，文天祥一家老少只剩下三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文天祥并未退缩，他率残部进入广东继续抗战。
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西元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军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扎营时被元军围困，他吞下随身携带的冰片自杀，但因药力失效未死，只是昏迷过去，在昏迷中被俘。
被俘后，在被押送北上过程中和被拘囚在元大都（今北京）的四年里，文天祥对元朝坚决不合作，不低头，矢志以死殉国。他曾经绝食八日而未死，多临利诱而不屈，久罹囚困而无悔，最终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西元1282年）十二月从容就义。死后，在其衣带中发现绝笔自赞，其辞慷慨壮烈：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在兵败被囚的四年中，文天祥写了不少诗，例如《过零丁洋》、《南安军》、《金陵驿》、《建康》、《真州驿》、《过平原作》、《和中斋韵》、《除夜》、《正气歌》等等。这些诗中之意有壮志未酬的遗恨，有山河破碎的悲恻，有物是人非的惆怅，但所有的诗最后几乎都归结到取义成仁的赫赫精忠之志。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当属七言律诗《过零丁洋》。
《过零丁洋》大致作于文天祥被元军俘获后的次月（宋末帝赵昺祥兴二年正月，即西元1279年2月），当时他被押送经过零丁洋（亦作伶仃洋，在今广东省珠江口外）。后来，元军统帅张弘范一再逼迫他写信招降南宋在海上坚持抵抗的张世杰部，文天祥严词拒绝，并出示此诗以明志节。据史料称，张弘范读了此诗后只说了一句：“好人！好诗！”此后就再也不逼迫他了。
《过零丁洋》诗云：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的前三联痛惜国破民亡，感慨自己明经入仕后的辛苦遭逢和身世浮沉，乃至坦承自己在遭受挫败时的忧虑迷茫和惶悚不安以及孤军奋战的无助、无奈，可谓悲愤交加、百感交集、愁绪万端至于极矣。如果照此下去，这首诗或许也能博得后人一掬同情惋惜之泪，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诗作之中，也只能列入平庸末流之类。然而，作者非凡人也，最后一联振笔一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高亢激昂，丹心映天，顿时成为一首千古不朽的气节壮歌，震撼人心，感激来者！
文天祥为什么如此坚贞不渝、视死如归？无它，爱国也！现代有人将古代爱国先贤讥为“忠君之愚”，这是庸人妄议。古人之爱国有时的确表现为忠君，但更多时候这只是表象罢了。即如文天祥，他在宋恭帝即位后起兵勤王，恭帝投降后他却坚持“君降臣不降”，继续抗元，兵败被囚后元朝让恭帝去劝他投降，他还是不从！可见在文天祥这类爱国先贤心目中，君主是国家的象征，但并不是国家的全部，国家还包括山川、土地、黎民、风俗、文化等等。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决不能以忠君的行动去改变他爱国的信念。
文天祥并非漠视宋朝内政的弊病乃至腐败，他曾多次提出革故鼎新的主张，但在国家民族的大义面前，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奉献出爱国之诚。他不因元朝军队的强悍铁骑（就像后来西方国家殖民掠夺时期的坚船利炮，以及现在西方国家的高科技武器）而接受它的蛮横观念为“普世价值”，不因宋朝内部弊端丛生而对自己的国家毒怨恨厌（就像现在某些中国人跟着西方人讥讽嘲骂鄙斥中国的一切传统和现实，不遗余力地打击中国人的爱国情操同时宣扬爱西方国家），不因自己身世浮沉就抛弃对国家民族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忠诚（现在有些中国人为汪精卫等汉奸张目，借口某种“理念”而不惜让国家陷入动荡乃至覆亡，自甘堕落地要为外国入侵当“带路党”）。斤斤计较地讲条件、虑私益、纵毒怨的人是无法理解什么是爱国的，文天祥无私无畏，因而爱国丹心照千秋。
文天祥的爱国之心由何而来？来自于他的浩然正气。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文天祥自幼“读圣贤书”、“养浩然气”，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浩然正气。赋于狱中的《正气歌》就是他自身的最好写照：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诗中列举了许多视死如归的“夙昔哲人”，他们既是作者的榜样，也是作者的同道。他们的浩然正气延续到了作者身上。这种正气或如奔流浩瀚的长江大河、巍峨雄峙的岱宗华岳，或似光华的日月、璀灿的星辰，无往而不在，不以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充塞于天地之间，成就了作者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壮举！
这首《正气歌》不讲究修辞技巧，完全是直书胸臆，看来落于某些论诗家所谓“有韵文件”或“分行散文”之讥。《过零丁洋》也与此相近。然而，《过零丁洋》与《正气歌》在后来读者的心目中显然远超于许多“含蓄蕴藉有情味”的唐诗宋词。诗言志，而文天祥这两首情真意切、正气浩然的诗，正是列于中国诗坛之巅的千古绝唱！
《文天祥全集》令人感悟：天地正气是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