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鲜于枢草书《韩愈进学解》卷，纸本，写韩愈《进学解》全文一篇，兼行带草，偶见楷体，共计一百零九行，七百零四字，每行二至十字不等。无年款。此卷并无鲜于枢题款，唯卷末钤『渔阳』(朱文)、『鲜于伯机父』(白文)、『虎林隐吏』(朱文)印章三枚。
所钤鉴藏印，自右起依次为：『晋府图书』(朱文)、『清河』(朱文)、『问□过眼』(白文)、『珍秘』(白文)、『希世之宝』(朱文)、『子孙宝之』(朱文)、『晋国奎章』(朱文)、『永保』(朱文)、『缉熙敬止』(朱文)、『石琴道人』(朱文)、『清河』(朱文)、『晋府图书之记』(朱文)、『郑邸鉴赏之章』(朱文)、『晋府书画之印』(朱文)、『清河堂章』(朱文)、『郑亲王印』(白文)。
此卷曾由《中国书法全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书法卷》等书著录，均被认为是鲜于枢行草书作品中的代表性佳作。
刘恒在《鲜于枢及其行草书进学解卷》(发表于一九八三年的《首都博物馆丛刊》)一文中，对此卷的艺术成就进行分析判定，认为此卷在鲜于枢的存世作品中是比较重要的一件。
《韩愈进学解》卷整卷一共使用了三种书体，自开头始至第二十行，以行云流水般的草书为主，节奏明快轻盈；第二十行起开始出现墨色浓重、体量较大的行书单字，与上下在结构关系上都没有明显连带，但在整体章法上仍是密切呼应的；这种情况在卷中一直持续到快结尾时的『犹且月费俸钱，岁糜廪粟』为止；至卷末，则进入平常的草书状态，但是结尾处『进其豨苓也』几个字，却又采取了反常的姿态。
这种字体放大、用墨浓重、章法奇特的情况在『兰陵是二儒者』至『犹且月费俸钱，岁糜廪粟』一段表现的尤为明显。然而，此卷中无论何种字体，其写法均是法度森严，并且从整体看来，这种奇特布局的章法并未影响它本身气势的贯通及恢弘的气度，反而给人一种节奏顿挫多变、神韵挥洒激越的感受。
在鲜于枢传世的类似手卷类长篇行草书作品中，如《王安石〈杂诗〉》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草书卷、《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卷、《韩愈〈石鼓歌〉》卷等，这种现象并不常见。但却在《赠继荣古诗》卷、《杜甫〈魏将军歌〉》草书卷中有类似情况出现，这两卷所写内容都是极富热情，慷慨激昂的七言古诗。《赠继荣古诗》卷中，鲜于枢在书写开始时采取了一字一顿的节奏，点画与字态也比较统一，写到后来诗句结尾的高潮部分，同样采取了放大字体、加重笔墨的方式。《杜甫〈魏将军歌〉》草书卷中随着诗句叙述的深入，魏将军英气锐发、威能弭患的情形逐渐体现，书写者亦随着进入了豪情挥洒的书写状态，最终形成了气贯长虹、雄强豪迈的书法形态。
鲜于枢行草书王安石杂诗卷 辽宁省博物馆藏
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鲜于枢任浙西道提刑按察司时弃官。此后不久，赵孟在寄鲜于枢的一首诗中提到：『之子称吏隐，才高非众邻。脱身轩冕场，筑屋西湖滨。』本卷钤有『虎门隐吏』一章，创作时间不会早于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
鲜于枢草书韩愈《石鼓歌》卷局部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再与《赠继荣古诗卷》(藏上海博物馆)及《杜甫〈魏将军歌〉》草书卷(藏故宫博物院)两作品相比，这两卷同样属以『气韵神』至上的作品，亦均无年款，但它们在处理这种饱含情绪的书写的过程中，没有略显生硬的停顿，显见衔接更为自然流畅，因此，《韩愈〈进学解〉》卷的创作时间应早于后两者。
鲜于枢赠继荣古诗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与鲜于枢在元贞和大德年间的作品相比，如作于元贞二年(一二九六)的《唐人杂诗》卷，作于大德二年(一二九八)的《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作于大德四年(一三〇〇)的《陶渊明〈归去来辞〉》卷(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卷(藏上海博物馆)，以及作于大德五年(一三〇一)的《韩愈〈石鼓歌〉》卷(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些行草书作品，在追求章法变化时已做到寓奇崛于平淡，整卷看来，极少再有突兀之处；且这一时期作品多有明确的年代题款，更易辨识。据此判断，《韩愈〈进学解〉》卷是一六九〇年后较近一个时期内的作品，且至晚不会超过大德元年(一二九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