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尤其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日趋简短，刻凿文字大多“委之于工匠之手”，且以刀代笔。我们还看到，晋国《栾书缶》、齐国《国差扜》，中山国《中山王鼎》、《中山王方壶》 ，都将文字堂而皇之地铸刻在器物表面显眼的位置上，器体表面没有花纹装饰。特別是中山国的两件铜器，布满精心刻凿的长篇文字，笔画婀娜，字形修长.刻工精细，文字形同图案纹饰，是战国金文中最精致的书法作品。
中山国鼎和方壶铭文具有“文字图案化”的倾向，还不至于改变文字本身，而楚国《王子午鼎》则在文字的笔画上增饰鸟形，这种装饰性的写法，既是文字，又似图画。楚国还有一种简单的鸟书，如战国楚惠王时代的《楚王酓璋戈》铭文，没有肥笔，只是线描鸟的轮廓，或者用回环的笔画表示，如笔画少的“王”字，下面也添加鸟形，与越国《越王勾践剑》上的鸟书相似。楚国《王子午鼎》上繁复的鸟书，则接近春秋时期吴国《王子干戈》的鸟书。借用鸟形装饰文字，字的结构增繁，富有图案性，具有神秘诡谲的意味。鸟书的笔画又极尽曲线之美和飘逸浪漫之趣，这个特点与《中山王方壶》书法风格想通。
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鸟书，多见于南方楚国、吴国、越国的金文。楚国颇有鸟形器物，更有大量鸟形图案，这些或与当时南方鸟崇拜的风俗或“神乌”观念相关。当时的鸟书多见于兵器，这个现象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有待破解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