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禹县的宋钧窑，曾经烧造过一种青中带红或紫红釉色的瓷器。釉料中的红色，即适量的氧化铜在1250°C—1270°C之间还原气氛下所呈现的色彩。这是历史上较早出现的铜红釉。它的问世，结束了长期以来以青瓷、白瓷、黑瓷等纯色釉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这一技术成就，影响了后世的许多窑场，以“集历代名窑之大成而著称的景德镇窑，所受影响更为深远，在仿钧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烧造铜红釉的广阔道路。
据文献记载，早在北宋末年，“饶州景德镇就曾生产过一种色如钧瓷的红釉窑变。如宋人周辉在其所撰《清波杂志》中谓：“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1107—11）间有窑变，色红如朱砂……时有玉牒防御史仲楫，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瓷，色尤鲜明。”①清乾嘉间人兰浦在《景德镇陶录》中也说：“钧器，仿于宋末，即宋初之禹州窑”②。可见，宋中后期景德镇就曾出现仿钧产品，可惜至今并未见到传世实物或出土遗物，很难了解这类仿钧品的真实面目。
宋钧窑鼓式三足洗
到元代中晚期，景德镇的陶工在成熟地烧制青花瓷的同时，也采用氧化铜为主要着色剂，利用景德镇优越的胎釉原料和技术，成功地烧出了纯净的红釉，称元红或元紫，并将铜红配成彩料在坯体上绘制纹饰，上釉后烧成釉里红瓷器。从江西高安元代窖藏出土的几件釉里红瓷器及景德镇出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谷仓和“后至元四年”款红釉瓷俑看，釉色熔融在一起呈偏暗的朱红色。尽管红色不够鲜丽，却是中国陶瓷史上较早出现的纯红釉。虽然不见钧窑器上那种红蓝相间和红中闪紫的色调，但其烧造红釉瓷的呈色机理，显然与宋钧红瓷一脉相承。
如果说，元代铜红釉的烧造还属初创阶段，那么，到明代永乐、宣德时便已相当成熟。从传世品及明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大批残片看，这种釉料质地腻实，呈色深沉而鲜艳，浑然一体的釉中闪耀着宝石般的光泽，“汁水莹厚如堆脂”，故有“鲜红”、“宝石红”、“宣红”和“祭红”之称，将铜红釉的烧制技术，而且在钧窑铜红釉烧制技术的基础上向着另一个轨迹发展着。
可惜这一熟练的技术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从近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局部试掘的情况推断，大量红釉器的残片堆积在宣德后期，说明其时是烧造祭红釉的高峰时期。至成化时，地层遗物已不多见，传世品中还有青花楷书款的红釉盘，质地与永宣接近；到正德、嘉靖以后，祭红釉的烧造技术完全失传。明万历间王世懋在《窥天外乘》中谓：“嘉靖间回青虽盛，鲜红土断绝，止可采矾红，上姑允之。”明崇桢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正德中内使监造御器，时宣红失传不成”。
宋钧窑玫瑰紫釉长方花盆
从正德算起，终明一代，到清康熙后期，这一失传了两百多年的铜红釉烧制技术才由督陶官郎廷极所督造的“郎窑”得以恢复，所烧红瓷世称“郎窑红”。这种红釉，釉汁厚，釉色浓红鲜丽，玻璃质感强，光彩夺目，流动性大，且釉面冰裂，故又有“宝石红”、“鸡血红”或“牛血红”之称。它仿制于宣德铜红釉，釉料配方与工艺技术二者也较接近。同时代人许谨斋在《戏呈紫衡（郎廷极字）中丞》一诗中赞道：“……比视宣成欲乱真，乾坤万象归陶甄，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但是釉面特征及质量品格二者却相去甚远，“乱真”之说未免言过其实。
除郎窑红外，康熙时还生产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釉，这种釉的烧成特别敏感，烧造难度极大，而且呈色千变万化，很难掌握。由于呈色的不同而名称各异，有美人醉、豇豆红、乳鼠皮、苹果绿、孩儿脸等等。这种红釉器，虽也用了氧化铜为着色剂，但它既不同于祭红、郎窑红那样纯色釉的风格，也不同于宋钧器那样的烧造方法和质量品格，它是铜红釉类中的一个变异新品种。
以上景德镇烧制的铜红釉瓷，虽然发端于河南钧窑红釉器，但烧造难度均比钧窑器大得多，成品率亦比钧窑器低，从胎釉特征到制作技术，与钧窑器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真正直接仿造钧窑风格的产品并有所成果的，则是清雍正至乾隆早期唐英督造景德镇官窑时期的贡献。
元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钵
唐英，字俊公，一字叔子，晚号蜗寄居士，关东沈阳人，隶正白旗，任员外郎兼佐领③，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享年74岁。唐英的后半生，是与景德镇的陶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做出了突出的成就。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唐英受命驻景德镇御窑厂署，“经营一切烧造事宜”④，特别注重仿制古名窑的颜色釉，其中仿钧成就最大。
唐英到任后仅隔半年时间，就着手钧窑釉的仿制工作。雍正七年三月，曾派厂署幕友吴尧圃赴钧州调查钧窑器的烧造方法。有唐英《春暮送吴尧圃之均州》的赠诗可证：“絮落花飞春已暮，几欲留春春不住，离筵黯黯趁春开，春风引客均州路。……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宝；玫瑰翡翠倘流传，搜物探书寻故老。……陶熔一发天地秘，神工鬼斧惊才雄，文章制度虽各别，以今仿古将毋同”。⑤
钧窑至元末已经衰落，其烧制钧釉的技术相隔三百多年，自然也就完全失传。在这种情况下，吴尧圃的钧州之行，不管如何“搜物探书寻故老”，要想得到现成的钧釉配方，在没有现代科学测试手段的情况下，犹如上天摘月。然而，到同年七月份，清廷档案中就有关于指令景德镇仿造钧窑釉的记载，如《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七年……闰七月十六日，郎中海望持出钧窑双管瓜楞瓶一对，奉旨……照此瓶上釉水烧造些来”⑥。如果说这还处于试制阶段，那么，到雍正八年十月，则已完全烧造成功，并得到雍正皇帝的赞赏。据《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将年希尧（时为雍正景德镇官窑督陶官——笔者注）呈进仿钧窑磁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的甚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造几件”⑦。从此以后，清廷档案中关于仿造宋钧釉瓷的记载屡见不鲜。据唐英雍正十三年冬所撰《陶成纪事碑》所载，仿自清廷收藏的宋钧窑传世品釉色就有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粉青、骡肝马肺五种，而且还在仿钧的基础上繁衍出新的釉色品种：新紫、米色、天蓝、窑变四种⑧。此外，还有一种仿宜钧品种，称“炉钧”。《南窑笔记》云：“炉钧一种，乃炉中所烧，颜色流淌中有红点者为佳，青点次之。”可见，它属于一种低温颜色釉。从传世品看，雍正时期的炉钧釉面有圈状红点（后世称荤炉钧），乾隆以后，青白相间者多（后世称素炉钧）。
金-元钧窑天青紫斑釉盘
从传世品看，清雍正至乾隆早期的仿钧产品，与宋钧瓷比较，不但能够乱真，而且“胜于往古”，取得了仿钧超钧的极大成功，成品率不但大大高于景德镇的其他高温铜红釉品种，而且高于宋钧瓷。这一成就，除了景德镇瓷工的聪明才智和唐英的务实精神外，还应记上吴尧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一功。吴尧圃，名麟，安徽新安人⑨（日本《陶瓷大系》称其为江西南昌人，实误）。他工山水画，善文，且对陶瓷生产有较深的了解，凭此，唐英招聘他为厂署幕友，实是一位陶瓷生产方面的得力助手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技术人员。可惜关于他的第一手资料目前还未发现，但从钧州之行到拿出仿钧产品，在没有现代技术设备的情况下，不到一年时间即获成功，显而易见地看出他在工艺技术方面的才能。
那么，雍乾官窑仿钧，到底仿的是一种怎样的产品？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宋钧瓷的色釉特点和成因。
宋钧瓷釉是一种典型的二液相分相釉，这种独特的乳浊釉与一般的陶瓷釉不同，其中的红釉中除还原铜的呈色作用外，还含有一定量的磷和锡，这些物质有助于降低熔融温度和促进液相分离。钧釉中的紫色是红釉与蓝釉互相熔合的结果，其中的紫斑是在蓝釉上有意涂上红釉形成的。由于配料份量的差异，烧出来的瓷器就有青中带红、红里泛紫或红、蓝、紫相间等不同色调。每种釉色并非如景德镇的纯红釉那样呈纯净的熔融状态，而是数种色彩相互交错形成一个复色调，有彩斑较细，红蓝相间，整体色彩就成了紫色，红、蓝份量的差异，就有玫瑰紫、海棠红、骡肝、马肺之称；有的数色交错且呈流淌状态，构成或如火焰、或似彩霞的瑰丽画面，就有“窑变”之称。其实，严格说来，上述品种均可称为窑变。陶书上对于窑变描述得较为神秘。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谓：窑变“乃烧窑时火候不勻，偶然釉汁变化之故”⑩，所以颇为难得，被视为神品。许氏所论是否确切，还值得研究。但宋钧窑变则是在充分利用特定的胎釉原料性能和工匠们熟练地掌握釉料配方、工艺操作和烧成制度的情况下成批生产的，所以并不奇怪，说到底，就是现在所称的“花釉”，宜钧、广钧都是在宋钧釉的影响下生产的同类品种。
景德镇在雍乾官窑仿钧之前，并无此类风格的产品出现，只在唐英派吴尧圃钧州调查回来以后，在摸索了宋钧窑（可能还包括宜钧、广钧等仿钧窑场）的烧造技术以后才获得成功的。只是景德镇的技术力量、胎釉原料和烧成制度较之古钧窑更为优越，才达到仿钧超钧并创造出新的釉色品种。
那么，雍乾官窑是怎样仿钧并且超钧的呢？
首先是瓷胎方面的变化。《南窑笔记》评介宋钧瓷谓：“釉色葱茜肥厚，光彩夺目”，但“骨正粗黄”。从传世实物来看，瓷胎原料制作粗劣，杂质含量大，化学分析表明，胎中Fe2O3达3.17%，TiO21.14%，影响了烧成温度，使胎中高温下的莫来石结晶不易生成，因而吸水率高达0.23%，这就必然影响胎釉表面的光滑平整，同时影响釉的光泽度。到雍乾官窑时，胎泥“选用净细白埴土，范胎为之，再上钧红釉。”由于采用景德镇特有的优质原料并经过精细淘澄，泥料中的Fe2O3小于1.2%，Ti02只有微量，而且颗粒细腻，这就使胎体洁白致密，表面光洁，吸水率低。透过厚达23mm的釉层，光线折射力强，所以釉色均匀鲜亮。
清 天青钧釉瓷枕
为了达到古钧窑那种乳浊釉的特殊效果，雍乾官窑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同时代无名氏的《南窑笔记》云：“……今所造法，用白釉为底，外加釉里红元子少许，罩以玻璃红宝石晶料为釉涂于胎外，入火藉其流淌，颜色变幻听其自然，而非有意预定为某色也。其复火数次成者，其色愈佳，较之古窑何多让焉！”这段话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 釉中的红色剂是由配制釉里红中的“铜花”引入的。
2. 在具有乳浊色釉中加入“PbO—SiO—K2O”晶料，以PbO（氧化铅）代替古钧釉中的SnO2（氧化锡），这就有利于降低釉的熔融温度，并且与透明的白色底釉产生效果极佳的液相分离，使釉面光泽度更好，花釉的形成更理想。
3. 从景德镇现代生产的传统花釉配方的情况推测，雍乾官窑的仿钧釉中很可能也掺入了相当数量（30%以上）的窑渣。这种景德镇柴窑中所特有的窑璧积聚物中含有一定量的磷和微量的钛、锰及氧化碳等物质，这些物质有助于液相分离并促使高温下的流淌，从而提高了成品率。
4. 工艺流程采用多次复火技术。宋钧釉面上“蚯蚓走泥纹”特殊风格的产生，是由干釉层挂在不大吸水的素烧坯体上，在干燥和高温预热阶段发生干裂（缩釉），到升温还原时，釉中部分游离物质发生流淌而填平干裂处，这就形成了如蚯蚓在湿泥上爬过的痕迹。据此推断，古钧瓷一定经过了二次烧成，即先低温烧无釉涩胎，挂釉后再高温烧成。这一技术，被雍乾官窑所继承。《南窑笔记》云：“其钧窑及法蓝、法翠，乃先于窑中烧成无釉涩胎，然后上釉再入窑中复烧乃成。唯蓝、翠一火即就，均釉则数火乃得流淌各种天然颜色。”所谓“复火数次，其色愈佳”，那是由于多次复火后，胎釉中的气泡大大减少，从而提高了釉面质量。现代均红釉和花釉都继承了这一复火技术，所不同的是，烧制花釉时先在涩胎上施红釉（或利用烧得不好的红釉器），再施花釉料，而不是先上白底釉，然后数次复火。这是古今仿钧窖变成品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饮流斋说瓷》云：“雍正末、乾隆初之窑变……盖纯乎人工故意制成者也。”这些“皆胜往古所造”的仿钧产品，从此奠定了景德镇成批量的生产窑变花釉瓷的基础，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出现新的釉色品种，大大丰富了景德镇的颜色釉种类。从传统的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新紫、火焰红、钧红花釉、宋钧花釉到解放后出现的乌金花釉、虎斑花釉、钛花釉、蓝花釉等等，都是在仿钧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清雍正仿钧窑变釉弦纹扁肚瓶
景德镇窑仿钧，有直接关系的大概就是这类窑变花釉风格的产品。至于现代景德镇一些瓷厂生产的所谓“钧红釉”瓷，虽然在呈色原素和制作工艺与雍乾官窑的仿钧产品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其风格品质却大相径庭，一种是纯红釉，一种是花釉。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考察，景德镇现在生产的均红釉瓷，清以前并未出现过，乾隆以后才时有生产。它的呈色机理与祭红、郎窑红基本相同，色调风格、釉面特征及烧成条件也与郎窑红近似，但釉料组成及工艺制备却相距很远，而与宋钧瓷及雍乾仿钧瓷在制备工艺（如素烧工艺）方面有某些相同之处，这就使之釉面风格与郎窑红相似而又比郎窑红成品率高。因此，笔者认为：现代钧红是在仿钧的基础上吸取了郎窑红等纯色铜红釉的某些长处而繁衍出的新品种。文献中的钧瓷与现代钧红釉应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特征的产品，我们在研究中应该加以区分。
注释：
①（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五。
②（清）兰浦：《景德镇陶录》卷二“钧器”条。
③《奉天通志》第九函卷二百十四，“人物”四十二，“艺术”条。
④《清档·唐英奏折》十六号。
⑤唐英：《陶人心语》卷一。
⑥《清档·雍正记事杂录》造字第3326号。
⑦《清档·雍正记事杂录》造字第3332号。
⑧《浮梁县志》载唐英《瓷务示谕稿序》，附唐英《陶成纪事碑》“钧釉”条。
⑨唐英：《陶人心语》卷六：《题吴尧圃先人谱牒卷子》。
⑩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
上海博物馆藏仿钧大碗，有关专家认为，系明正德仿品，但此碗并无年款，也无其他纪年实物佐证，目前只能存疑。
（清）兰浦：《景德镇陶录》。
拙稿：《唐窑及其工艺技术成就研究》载《中国陶瓷·古陶瓷研究专辑》1982年第七期。
无名氏：《南窑笔记》，约成书于清朝雍乾时期
許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
拙稿：《唐窑及其工艺技术成就研究》载《中国陶瓷·古陶瓷研究专辑》1982年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