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大同，城西外的武州山，山崖上有一座石窟。
石窟依山开凿，它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丰碑，这座石窟更见证了千年历史。
它是宗教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它第一次由一个民族、用一个朝代雕琢成具有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它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不是保存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依山开凿而建，可以说，整座山都是一处文物。
建造这处文物的，就是拓跋鲜卑人。
在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悠久文明中，拓跋鲜卑这个少数民族的历史不是用语言文字来书写，而是用石头雕刻而成，他们建造了人类文化和艺术史上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拓跋鲜卑人是一个古老的北方狩猎游牧民族，最初居住在蒙古草原东北角，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他们生活在今天的黑龙江嫩江和大兴安岭一带，之后，拓跋鲜卑人为了族群的繁衍和兴盛，他们更需要气候温暖和水草丰美的南方牧场，于是，族群开始了南迁。
在经历了几次南迁和其他部族征战后，拓跋鲜卑成为了中国北部边塞上的一支强大军事力量，到了公元386年，由拓跋珪在牛川自称代王，重建代国，同年又改称“魏”，建立了北魏王朝。
在他们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艰难努力进入长城以南的广大汉族地区后，长久的南迁和征战过程中，带给了拓跋鲜卑人很多的动荡不安、苦难和生死的体验，这成为了他们深刻的民族精神和意识。
一个族群的兴盛和繁衍需要更少的死亡，甚至要超越死亡，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需要有超越死亡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同时，他们深深觉得少数民族想要问鼎中原，必须具有强大不息的民族精神力量。
于是，他们找到了宗教。
正好，此时西来的佛教思想中有"长生不灭"、“生命轮回”的观念，于是他们把自己世代积淀的民族意识和生命观念浸刻在石窟中，希望这不朽的石窟能长久的承载、继承他们的生命意识和文化观念。
拓跋鲜卑人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的焦虑和恐惧，幻化成佛教里的心理安慰， 在佛教中，战胜死亡的途径在于人生的修行和善行，死亡并不可怕，而是本体的轮回。
于是，作为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期的大型云冈石窟，从北魏文成帝开凿建造，到北魏正光年间终结，历经了近70年之久。
云冈石窟佛像艺术种类丰富，雕饰精美，是北魏皇室集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雕凿，它是由一代代、一批批的能工巧匠创造出的一座佛国圣殿。
云冈石窟里的佛像雕刻，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美学情调。
在石窟艺术的表现手法上，我们能看到许多充满浪漫主义美学的雕像，有的佛像造型舞姿飞扬，衣袖翩翩；有的佛像笑容可掬，双眼含笑。
有的人和神都在一个画面里，天上地下飞禽走兽聚集在一起，山林葱郁、林间飞禽、走兽，盘龙交错，神人共存，这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美学情怀。
这种美学，是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自由胸怀，是拓跋鲜卑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积淀的精神气质，它和佛教互相影响，拓跋鲜卑人也把自己的皇帝塑造成佛像的模样，比如：佛像里的第16窟，是拓跋鲜卑的太祖道武帝形象，第20窟，是太宗明元帝，这种人和佛的外在形象结合，美化了佛像的外在。
云冈石窟，是壮丽的典型皇家风范造像，它不同于其他早期石窟，它展现的佛教文化艺术涉及到历史、建筑、音乐等多方面内容。
它是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代表着公元5-6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又与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并称为世界三大石雕艺术宝库。
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不仅仅是佛教的人形图像化显示，更是拓跋鲜卑人生命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文化载体，它承载了他们这段时期内丰富和深厚地生命渴望和心灵祈求。
拓跋鲜卑人为什么在众多的艺术中首先选择了佛教石窟艺术，是因为佛教石窟艺术更能完整完美地呈现出他们的生命理念，他们倾全力构建出顶天立地的巨大石佛，将神人化，将人神化，完成了始祖先帝和佛祖的融合统一。
这种独特的思想和艺术方式，构成了拓跋鲜卑人至真和成熟的文化心态，云冈石窟，也成了我们了解历史的最好存在。
云冈石窟，不仅仅是佛教，更是一种艺术。
当艺术遇到宗教，艺术将变得不朽。
当我们置身于石窟，看到石窟中的各种雕像，壁画和石刻，会感到石窟佛像高大、壮丽、巍峨，时空交错，一种历史沧桑感和视觉浩瀚的感觉会迎面扑来。
不禁会想：面对人类浩瀚的历史和无穷的宇宙，我们个人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个体对于时空和宇宙来说，只是一颗微小的尘埃。
那些内心地不快和心事，在此刻，也会放下，会烟消云散。
云冈石窟佛教艺术，是一种生命态度，更是一种生命艺术。
这种生命艺术，是生命的意识和帝王象征、民族象征以及民族精神结合在了一起，它使云冈石窟佛教艺术成为了人类精神文化和审美创造长河中一颗耀眼的明星，永远闪耀出耀眼的光芒。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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