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雯
陈惠芳将自己定位为徘徊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边缘人”“两栖人”。这与他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在新近出版的诗集《九章先生》中，这种特殊的身份也无法被忘怀，似乎这已经成了陈惠芳在聒噪喧嚣的城市之中寻求的精神归宿，更是他作为诗人重要的创作来源。作为“新乡土诗派”的首倡者之一，陈惠芳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游离的“两栖人”身份是得到了公认的，但在诗集《九章先生》中，引起大家更多关注的是他用诗歌对湘楚文化地域版图的构建以及对历史文化的串联。
河流一直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位于南方的湘楚之地更是被河流抓住了命脉，因此在陈惠芳的诗中，河流也显得格外重要。他借用河流的运动状态展示了恢弘历史的沉浮，其中的每一段激荡、回旋和平静又渗透着诗人陈惠芳的个人生命体验。将个人置于历史的发展之中，是诗人陈惠芳对诗歌独特的处理方式，也是他宏大气魄的展现。《河流就是河流》是诗集《九章先生》的代序，是不可或缺的引子，更是集中体现了陈惠芳所追求的诗歌精神。河流的滋润与奉献是对稻田的灌溉，河流的不动声色是以柔克刚、厚积薄发。“流”表现了河应有之动态，若没有了“流”，河与沉寂的湖、潭又有何区别？诗人陈惠芳的创作之旅便是一段上升的精神之“流”，河流向着宽阔的大海坚定前进，正如陈惠芳对更广大的世界的追求与探索。河流的两岸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相望，陈惠芳站在富丽繁华的城市一岸，却放不下对隔岸质朴淳厚乡土的守望，河流的每一次惊涛拍岸都紧揪着诗人的心，因为不知流水对两岸的冲刷带来的究竟是抚慰还是伤痕。
诗集《九章先生》中对河流的集中描写最为突出的是《湘资沅澧组曲》，这是诗人陈惠芳以组诗的方式对湘楚四大水系的赞颂。小小的源头流出了文明的血脉，这是《湘江颂》。湘江之水孕育了岳麓的红枫、湘女的火辣、湘军的强悍，正是湘江如火的热情才能化解冰冻，才能以奉献生命的大无畏在历史的长河中独自奔涌。从情窦初开的山娃长成慷慨男人的是《资水谣》，时间更换了两岸的风貌，资水暗自蓄力，只为汇入洞庭湖那坚定不移的目标。从五溪中汲取又回赠给一方水土的是《沅水赋》，弱小的沅水借助溪水的汇聚，拾遗淳朴的乡土人民却滋养了独具特色的风情民俗。短小精悍、不拘小节的是《澧水歌》，贺龙、宋教仁、蒋翊武、林伯渠、丁玲在强劲的澧水面前也不甘示弱。在《湘资沅澧组曲》中，陈惠芳走进了历史的遗迹，对这四大水系追根溯源，他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进历史，以诗人的“在场”化用历史典故，使庄肃的颂歌多了些轻快而诙谐的语调，如“我也找过澧州知府/询问白花花的银子是不是好挣/却碰到了自称常德人的孟姜女/她睡眠不足地说，哭长城以讹传讹/她哭了一路，眼泪早就干了/长城崩塌，不是她，不是人/是蚂蚁和蛀虫”（《澧水歌》）。除了对湘楚四大水系的描写，在陈惠芳对湘楚文化地图的构建中，还有《洞庭》《楚》《汨罗江》《张家界》《里耶》《城头山》《古潇湘》《二酉山》《花明楼》《凤凰南长城》《南洞庭》《矮寨大桥》等诗歌，对湘楚大地多个地方的文化符号进行了诗性书写。
在陈惠芳的诗歌地图中，往往以流域为纬，以历史为经，使得仅为文字符号的地名在历史文化的渲染下，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湖南被认为是楚文化的发源地，“楚”又是湖湘的另一古老代名词，此外还有宝庆府、城头山、里耶、古潇湘、凤凰南长城等承载着历史遗迹的古名，都是湘楚文化刻印下的见证。曾有多少历史人物在这潇湘大地驻足，又有多少历史文物在这里被出土，陈惠芳将这些从遥远的时空拉回，在诗的世界进行重塑，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悠悠历史的记忆，可以激发湖湘人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给湘楚文化增添了亮色。由此来看，陈惠芳在诗歌中表达自己乡土情结的同时，也成为了湘楚文化的代言人。
诗的想象赋予语言文字以新的生命，因此，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生命的还原。正如“这匹马，要从宣纸上下来/谁也不能阻止它/这匹马，要回到跳动和跨越之中去/就像当初从母体中落下/落在简陋的马厩里。”（《马要从宣纸上下来》），这匹清贫而孤独的马没有抵挡住物质环境的诱惑，成了宣纸的拥有者，被禁锢在这一小方宣纸之上逐渐变得麻木，直到潜在的生命意识开始苏醒，它才从优雅的环境中跳脱出来，回归到原始质朴的环境——广袤自由的草原。陈惠芳与诗的精神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他所进行的不是简单的文字罗列，而是将跳动的生命意识灌注诗中，让诗歌成为诗人精神生命的延续。另外，陈惠芳诗中恢弘的气势也来自于他大胆超越的想象，他让地球成为宇宙之冠，湘江的尾巴可以随意拎起，还要端起洞庭湖的大腕喝掉一天的日月。这显示了一位诗人不凡的气度与博大的襟怀。
湘楚文化孕育于山水之间，高山的肃立挺拔与江河的温婉清丽造就了湖湘民众坚韧的民族个性。陈惠芳抓住了湘楚大地的文化特征，神秘的楚巫、充满情韵的花鼓、热闹的龙灯、轻巧的乌篷船，以及河岸边遒劲有力的纤夫，无需华美的词藻堆砌，耐人寻味的是千年的历史沉积，他用质朴的语言处理、保留了湘楚文化的原始本真。“九章”得名于屈原《九章》。对“九章”的运用，是陈惠芳对诗集谋篇布局的巧妙安排，亦是对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的缅怀。诗人除了对语言的精准把握，还有对世界的细微体察与感知，陈惠芳走遍湘楚大地，且行且思，从历史与自然之中找到了诗意的契合点，使其诗性表现与内心真实的情感紧密融合在一起。
陈惠芳最终找到了乡土与城市之间的调解方式，“所以，我将乡野遗留下来的鼾声/完美地带到了城市/所以，我将鼾声转嫁了一部分到诗里/惊醒了一些胆小的形容词”（《九章先生》），他从一位诗人的责任意识出发，将民族文化的传承视为己任。这体现了一位诗人的超越性品格。在陈惠芳的诗中，生命体验宛如随着河流中的流沙一同流泻，激流的勇进与流水的浑浊泛起的是诗人复杂而浓烈的诗情。诗人把自觉的生命意识注入历史，为历史重新染色，在湘楚大地上镌刻诗魂。
【来源：益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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