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绝对性与相对性划分，地理位置可分为绝对地理位置和相对地理位置。前者亦称“数理地理位置”，是以地球为参考系建立的三维空间坐标系统，以经纬度、海拔等数值表示地理事物的位置，且该位置是唯一。
据需要主观地选择参照物、建立参考系，地理事物的位置随参照物的改变而受其影响。历史上的兰州地区文庙不但经历了兴衰、布局的变迁，随着历史的发展，其绝对位置、相对位置以及功能，也发生了不少变迁。
兰州地区文庙的位置与功能变迁
一 文庙的绝对位置变迁
历史上，兰州地区的河州文庙、平番县文庙与皋兰县文庙因战争破坏、城市建设等因素影响，经历过一次或数次位置迁移。伴随着位置变迁，文庙与城市内的政治核心区、文化中心、商业中心等重要区域的位置关系和距离也相应发生改变，这种变化也是影响文庙发展的重要因素。
1. 河州文庙
文庙在内的祠庙寺观也未能幸免，州城北部受到重创。兵燹后至民国时期，尽管州署（民国为县署）原地重建，却难以改变北城之颓势。
尽管明清时期该文庙经历了数次迁移，但是其位置基本稳定在城内的北大街-中大街以东、东大街以北的区域，即当时县城内的东北部。
明代的卫署与茶马司，清代的县署、粮仓、总兵宅邸、营房等重要机构或住宅，集中分布在此，符合传统社会中，文庙普遍设立于城市内重要位置的情况。
上述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民主街、解放街、新仓巷-人民街、永登县第七中学四者围合而成的区域。该区域以县委、县政府为中心，汇聚了诸多政府行政部门。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以后的文庙旧址即为今永登县城关小学，是兰州市示范性小学，同样位于上述区域内。其周围商场、银行及行政机构林立，较为繁华。
2. 皋兰县文庙
与河州文庙、平番县文庙不同，皋兰县文庙的位置一直相对固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并没有发生过大的迁移。其位于兰州内城的几何中心附近，北与布政司仅隔一街，南临按察司与兰州府署，东距总督署的路程为 150 米，较府文庙而言，更接近政治中心。
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皋兰县文庙获得督抚官员们的重视：县文庙以清代名将张勇（封侯爵）府邸为基础，由甘肃巡抚元展成亲创，区别于大多州县一级文庙创自知州、知县之例。
尽管朝廷规定，地方官员有适时维修庙学之责，但是，封疆大吏参与县级文庙修缮的事例并不多见。
进入当代以后，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为调解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2002年，当地将皋兰县文庙由延寿巷整体迁移至九州台南麓。
相较所述文庙，这一迁移变动较大，上述文庙的位置变化皆在城市内部，而皋兰县文庙直接被迁至城外，且远离市中心。
这些古建筑共同构成了一条绚丽的“兰州文化遗产带”，也是主城区内除南北两山外，古建筑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1988 年至 2002 年，天齐庙、庄严寺与皋兰县文庙先后被剥离出来，迁往南北两山，其故址被改为报社、商场和商业写字楼等。至此，“文化遗产带”的完整性被打破，历史文化氛围逐渐暗淡，加之缺乏宣传等原因，如今不少 90 年代以后出生的市民认为兰州除了南北两山外，再无古建筑。
二 文庙的相对位置变迁
在中国古代城市内，皇宫或高级别的公署一般处在城市交通要道附近，其周围往往汇集了较为密集的或大型的商业点，以及仓储、祭祀、教育等重要的城市功能，属于城市的“核心区”；距离核心区越远的区域，受到的影响越小，社会资源相对匮乏，属于“边缘区”。在传统城市中，文庙多建于公署附近。
在兰州地区，部分文庙即使其自身未发生位置迁移，但是随着城市变迁、城市核心区的变化，文庙的相对位置随之改变。
1、兰州府文庙
尽管兰州府文庙未发生绝对位置变迁，但是，随着周边环境的变迁，文庙与其位置关系也产生了变化。
元代以来，兰州府文庙始终位于城内重要位置，尤其是清康熙后，兰州跃升为省城，成为甘肃的核心区，此后兰州文庙地位亦随之升高，成为府文庙。
明清时期，兰州府文庙所在的城东南片区是当地教育资源的主要集聚地，片区内汇聚了提学署、皇华馆等教育行政相关机构，清末新政后，高等小学堂、师范学堂、医务学堂等新式学校也选址于此。由于教育环境优越，府文庙一带人才辈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城市规划的调整，兰州逐渐形成了兰州大学-中科院兰州分院片区和安宁片区两大集高等教育、学术科研、知名中学为一体的科教高地，府文庙所在的兰州二中周边不再作为教育核心区，而是被打造为商业圈和中央商务区，但是，其与政治核心区——省政府的位置关系并未改变，因而能够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是兰州二中成为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客观条件之一。
2.金县文庙与狄道州文庙
明代及其以前的金县（州）城池图和临洮府城图难以寻觅，但是，依据相关文献记载，金县文庙与狄道州文庙的地理位置，自始建以来未发生过迁移。
在府域内，金县县城至兰州府城的直线距离约 35 千米，是距离府城最近的州县。这种位置关系使金县文庙的布局和室内陈设容易受到府文庙影响。
明代临洮府文庙靠近狄道县署与察院，处于府城内公署和粮仓较为集中的东北片区；清代狄道县署址改为临洮营都司署，察院不变，尽管临洮府文庙降为州文庙，但其位置没变，仍位居州城核心区附近。
1949 年后，临洮县（原狄道州）成为省会兰州的卫星城市，两地联系日益紧密，加之县城东西两侧为山体，发展受限，故而临洮县城逐渐向北部拓展，靠近兰州。
因此，以政府机关、博物馆、图书馆、客运站、甘肃农业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等为代表的行政、文化、交通、高等教育要素，逐渐从老城区迁出，集中于县城北部，成为今临洮县新的核心区；而以临洮文庙、省级重点中学、知名商业街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基础教育、商业场所，多分布于县城南部的原狄道州城墙范围内。
兰州地区文庙变迁的原因
辛亥革命以后，儒学地位逐步下降，加之战争破坏、人为拆毁、城市建设等原因，文庙不复往昔之盛。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影响，兰州地区现存 3 处文庙，与明清时期文教相对发达的安庆、武昌、苏州等地区相比，文庙存量较多、保存相对完好。
一 早期兴盛的原因
兰州地区的文庙，最早创于北宋，最晚始于清。在国家层面，宋代至清代的统治者普遍尊尚孔子、推崇儒学教育，有效地促进了文庙发展，文庙的数量和分布范围逐渐扩大，相关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在地方层面，地方官员及士绅普遍重视文教，热衷于修缮维护文庙，并愿意为其捐资添力。
总体而言，从北宋至清中叶，多方面的原因综合导致了兰州地区文庙的兴盛与发达。
1. 儒学地位的强化
秦朝之后，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更加符合统治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故而被汉武帝立为官方正统思想，奠定了此后近两千年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基调。宋代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理学。
为使儒学思想达到教化民众的效果，进而维护统治秩序，统治阶级一般会通过兴建文庙、科举考试、躬亲祭祀等具体方式宣扬和推崇儒学、树立信仰。
2. 地方官员的重视
地方官员兴建或修葺文庙的动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国家律法、官员职责与政绩考核、崇儒信仰。清代以前，国家法典关于地方文庙修缮问题的表述较模糊，仅告知地方官员有兴学之责。清代的文庙制度，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完善。
在科举制度下，地方官员普遍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其文化熏陶，逐渐形成一套儒学信仰或道德准则。在此后为官任职的过程中，这种信仰或准则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施政理念。儒家先师孔子曾亲办学校，杏坛讲学。
二 后期衰落的原因
鸦片战争后，西方先进的工业化与民主化浪潮飘洋过海而来，拍打在这个东方古国的海岸线上，而后又逐渐向内陆氤氲扩散。面对这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传统儒家学说显得苍白无力，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日渐突显。在这一背景下，与儒学兴衰休戚相关的文庙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
1. 儒学地位的弱化
尽管这种弊端被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抨击，但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因而未衰落。鸦片战争后，儒学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清末新政后，其权威性已然江河日下，不复往昔。
文庙常与官办学校融为一体，是儒家教育与文化的载体，也是封建王朝文化专制下的产物。因此，其兴衰存废与儒学的地位休戚相关。清政府于 1904年颁布“癸卯学制”后，文庙的地位岌岌可危。尽管在“癸卯学制”下，初等和中等学堂仍开设读经讲经课程，但儒家经典已不再是一家独大，地理、算术、体操等新型课程亦占有相当的比重。
2. 战争破坏
独特的军事环境导致兰州地区自古多战事，北宋以来较大的战争事件就多达 60 次左右。除元代较稳定外，其他朝代皆有诸多战争记载；交战双方以中原王朝与西北各部族为主，兼有各部族之间的斗争。
相较而言，国内大部分文庙并未经历如此频繁的战争。在明清时期，黄河与淮河流域的开封府文庙、太原府文庙、徐州（府）文庙和泗州文庙等被破坏的重要原因是水灾。
东南、华南地区的台州府文庙、高州府文庙、漳州府文庙、长泰县文庙、定安县文庙等亦常面临洪水或台风侵袭；东北地区的奉天府文庙、吉林文庙与长春文庙等基本未遭兵燹，以自然损毁为主；西南地区的成都府文庙、重庆府文庙和云南府文庙，除明末曾毁于战火外，大部分时间未罹兵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