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具有审美功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其现实功用。
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不管承认与否，时至今日，古典诗歌的价值要比现代诗歌重要得多。
那么，古典诗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呢？
“诗言志”传统下的家国情怀，与现代诗歌的歧路
从《诗经》开始，历经《楚辞》、汉乐府、新旧体诗歌，直到晚晴民国，甚至包含了一些早期的新诗歌，其实都是在“诗言志”这一传统下的。
它不同于今天简单地讴歌理想，而是作为对一位文人的现实评价依据而存在。看一个读书人是否有出息，从他的诗歌中就能知道。
所以，这种思想影响下，文人是不能随便作诗的。别看古人留下了那么多的作品，但除了身份特殊的诗人之外，可以说每一首都是经过千思熟虑才写出来的，一旦有一首诗歌出现问题，影响的是这个人生前、身后的名声。
那么，诗中所言的“志”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很难表述一个具体的概念，但有一些备选项一直被应用，比如“情怀”、“情志”、“理想”、“人格”等等。
但个人来看，最贴切的大概就是“情怀”了。
之所以说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也就在于这一点。古典诗歌所蕴含的是“情怀”，而现代诗歌所追求的是“情感”。
“情感”和“情怀”是必须要分清楚的概念。
我们拿中国第一个诗人——屈原来说，读他的《离骚》，其中对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对奸臣当道、君主昏庸的愤慨，这些都是属于“情感”的范畴；而其中蕴含的对楚国命运的忧虑、对楚国臣民的悲悯，这才是“情怀”。
不仅仅是这些爱国诗篇如此，陶渊明、李白、苏轼等抒写个人观感的诗歌同样如是。
比如李白诗中经常出现的“酒”、“月”、“剑”等等意象，对于理想的讴歌、志向的表露都是“情怀”，但对于人自由、洒脱等等天性的表露，就是“情怀”。
而现代诗歌中同样也有类似的作品，比如戴望舒《我用残破的手掌》、闻一多《红烛》等等耳熟能详的作品，其实也是沿着这样一个路线。一直到朦胧诗出现的一批作家，都没有放弃对“情怀”的追求。
而从之后的作品来看，往往表现的就是诗人个人的苦郁、悲欢，这是很私人化的“情感”。这就说明现代诗歌已经越来越变为私人宣泄的工具，而不是为广大群众发声、为家国天下呼吁，自然就不能被更多的人所接纳，诗路也越来越狭窄。
所以说，抒发自己情怀的多是古代诗人和心怀家国的近现代诗人，这样的诗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美感。
何为“诗史”杜甫与吴伟业
诗歌除了对“情怀”的歌咏之外，还有另一重实际功用，那就是对历史的记录。
但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与文章是不同的，这就是一直延续下来的“诗史”精神。
我们用两个获得过“诗史”称号的诗人来说明这种不同。
先来说说杜甫的“诗史”。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诗是要表达诗人的“情怀”，那么诗中对于历史的记录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对历史的看法。
也就是说，“诗史”是主观的表述，而不是客观的记录。
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以及《兵车行》等反映时事的作品，主要的内容不是记叙真实的历史案例，而是通过这一杜甫所遇到的个别现象来影射当时的社会的精神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其实也是杜甫在当时情境下的个人精神状态，带有着非常浓厚的个人色彩，只不过是与当时很多人的想法相似而已，并不是完全相同。
而到了明末清初吴伟业的时候，“诗史”的概念就更为清晰了。
吴伟业在其文章中讲，“诗史”为“史外传心之史”。非常明确地提出“诗史”的作用是整顿社会人心。
这在其代表作《圆圆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这首诗的背景就是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殉国 ，吴三桂引异族入关，打着报君父仇的名号，利用将士国仇家恨换取自身在新朝的荣华富贵。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行为归咎于为爱妾陈圆圆复仇，这种看法虽然在民间非常盛行，但并不被有识之士认同。但并不妨碍吴伟业以此“诛心”之言将吴三桂乱臣贼子的面目公之于众。
如果考之史事当可发现，吴伟业创作《圆圆曲》时，正是清廷竭力塑造吴三桂等人为忠臣勇士形象的时候，吴伟业的这一首《圆圆曲》在社会上激起了非常大的声浪，正天下之视听，让吴三桂等人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得翻身。
可以看到，作为对历史的记录，“诗史”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对历史如实地记录，而是截取其中某一片段、某一情节作为依据，起到对社会人心整顿的作用。
而这就是“诗史”记史与“史书”记史最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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