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鲁迅对我们民族文化在当时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有这样的描述，或可概括为“豁达闳大之风”（《坟·看镜有感》）。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方春”季节，是中国文化的“少年”岁月。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关于“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就曾经回顾“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
所谓“闳放”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说明。翦伯赞《秦汉史》重视战国以来“中原诸种族鼓其青春健壮的历史活力，企图扩展他们的天地”，而“四周诸种族向中原压迫”的情形，以为历史的合力，“造成了当时中国史的紧张性，并从而触发了中国史的全面运动。”
他把当时“中原”与“四周”的文化交汇比喻为“卵黄”和“卵白”，以为汉文化正如这种“血肉相连的”“有机构造”，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当秦之时，中国的历史，正在发生一种适当的温度，来孵化这个鸡卵。所以到西汉之初，鸡雏遂破壳而出，是为汉族。”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