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之道：深圳博物馆藏史部古籍善本（上）》是深圳博物馆编写的继经部类善本之后的史部类善本图录（上册），大体涵盖正史类、编年类和纪事本末类史书的古籍善本。
收入了馆藏古籍史部善本七十五部。其中有官刻本又称内府本，即历代封建王朝中央在宫廷中设立的刻书机构所刻印的书籍。藩刻本，即明代被分封于各地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籍。精刻本，即在底本、校勘、纸张、刻印等某一方面有名的刻本。还有稿本、批校本、朱墨套印本、大部活字本等罕见版本。
序
本书是继经部古籍善本图录之后，深圳博物馆编写的第二本古籍善本图录，大体涵盖馆藏纪传类、编年类和纪事本末类的史部古籍。史部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记载的是中国历史的延续过程，历史的延续主要体现在文字记载、口述传说和实物遗存。由于口述和实物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偶然性，虽然是不可或缺的证据和参考，但往往要等待寻找和发现。所以，历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主要体现在文献的记载中。
史书的辑录撰写、校勘整理、传抄雕印、收藏传承都是文化上的大事。深圳博物馆一直致力于收集、保护、推广古籍， 对馆藏古籍进行了细致整理和有序编目，本图录也是深圳博物馆古籍整理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展示。图录甄选了六十八件史部古籍，其中元刻本《资治通鉴》、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钦定二十四史》、清《竹书纪年辨证》稿本(上海涵芬楼原存善本)、明成化九年内府刻本《资治通鉴纲目》等均为元代佳椠、明清善本。
古籍善本是珍贵文物，不能随意翻阅，但通过古籍图录，则可以让人们认识它、了解它，为进一步去阅读和研究创造条件。这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开展文化交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极为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希望本图录能为此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纪传类
中华文明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重视历史著述的传统在世界文明史中独树一帜。先哲修史，官家私家不绝如缕。《隋书 经籍志》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正统地位，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是我国古代史书的三种主要体例。
西汉司马迁编写的《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首创者，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东汉班固撰《汉书》，则改为本纪、志、表、列传。此后，本纪、列传成为这类史书的固定格式，称为纪传体。纪传体比其他史书体例更为齐全完备，因此政府设史官修本朝史和前朝史，都采用纪传体，纪传体也有「正史」之称。官修正史，聚集了优秀的历史学家，占有了充分的历史资料，由国家授权史官编写，所以是最有权威性的历史文献。一般把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总称为「二十四史」。
编年类
编年类是我国最早的史书编写体例。编年类史书按照年代顺序编写，它要求对每年每月甚至每日发生的事件都有详细而准确的记载。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在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古代，按年、月、日编写史书非常不易，但它可以清晰地显示历史发展的进程。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体例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二书纳入经部)，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亦属其类。汉唐之间，编年体与纪传体并重，相辅而行，时人著有《汉纪》《后汉纪》《晋纪》等书。唐修《隋书经籍志》，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至北宋，司马光集编年体史书之大成，撰《资治通鉴》。此后陆续出现《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等编年类史书，并有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另辟纲目体例，隶属编年类。
纪事本末类
纪事本末类是指按照事件始末编写的史书体例。纪传体对人物、事物 (制度、文化等方面) 分别记述，可以了解人物的生平和事物 (制度、文化) 的门类。而编年体按年代顺序记述历史，可以了解各个时间段的事件。但这两种体例都无法直接叙述一个事件的完整过程。纪事本末体是在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基础上编写的，其基本特征是以事为纲，按类聚事，并因事标目，能完整叙述一个事件的发生、经过直到结束的全部过程。但相对来说，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内容比较单一，缺少与周围环境、人物、事物的内在联系。总之，三种史书体例，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南宋袁枢编写《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纪事本末体。此后，纪事本末体为历代史家相沿采用，成为史书的又一重要体例。
后 记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中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最重要的依据正是中国的史书古籍。古籍如何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值得思考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
虽然本图录展示的是古籍善本中的沧海一粟，但却呈现出祖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由于时间紧迫，在版本鉴别、文字说明等方面还有不当之处，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明年我们将展出馆藏史部的别史、杂史、地理、政书、金石等类古籍善本，敬请期待。
供稿：艺术图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