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骚》为经，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
在汉代，最早对屈原的思想和为人作出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刘安一生喜爱文学，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用力甚多，著有《离骚传》和模仿楚辞的许多作品，这些作品已经散佚，但在班固的《离骚序》中保留着刘安评骚的一个片段：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污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作为汉代皇室贵族的淮南王刘安，他本人并不“独尊儒术”，由他与门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虽杂取儒、道及黄、老之学，但以道家思想为主。然而刘安评价《离骚》的观点却明显立足于儒家：他认为屈原的《离骚》兼有《国风》与《小雅》之长，既然《离骚》可以与被汉儒尊为“经”的《诗三百》相媲美，那《离骚》自然也在经书的行列。像这样“尊《骚》为经”，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能够作出的对屈骚的至高无上的评价。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尽管刘安用儒家“好色而不淫”和“怨诽而不乱”的经义来概括《离骚》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点，并且将《离骚》提升到与《诗经》并列的高度，但这与屈原作品的实际内容并不相符。且不说屈原的《离骚》通篇表达的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理想的积极追求、同反动腐朽势力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与儒家所谓“好色而不淫”和“怨诽而不乱”的伦理道德原则毫不相干。
仅仅就是诗篇中一些表达诗人身殉理想以死明志的诗句，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等等，就足以说明屈原的《离骚》已经完全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经义的藩篱。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楚辞》的真价值并不在于符合儒家的经义，恰恰相反，正在于不受儒家经义的拘束。”很显然，同刘安的观点相比，范文澜先生的评价更加符合实际。不过，这里我们着重要指出的是，由于刘安用“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儒家经义作为衡量屈原及其作品的根本标准，并且尊《骚》为经，这就致使汉代的屈骚评论一开始就被纳入了经学的轨道。
事实上也是这样，刘安之后，汉代一些重要的批评家如司马迁、扬雄和王逸等，尽管他们对屈骚的具体评价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无例外地尊《骚》为经，他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始终运行在经学的轨道之上。
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就直接引用并进一步阐发了刘安的上述观点：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引述刘安有关《离骚》兼备《风》、《雅》之长的话，说明他完全接受刘安的观点，也是以儒家经典《诗经》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高下的基本参照；同时他将《离骚》与《诗经》相提并论，其用意与刘安一样还是为了抬高《离骚》的地位；他称屈原的人格和作品“与日月争光可也”，也明显是承接刘安而来。但司马迁对刘安的意见也有重要的发挥，他称《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这实际上是肯定屈骚在讽刺批判黑暗现实和社会政治教化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对文学的美刺讽谏教化作用的强调，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经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司马迁尽管也吸取了儒家以外的其他各家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但他却如此看重屈骚在政治教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就充分说明和刘安一样，儒家经义仍然是司马迁认识和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出发点。
西汉末年参与屈骚争论的重要的代表人物扬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经学家，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在论及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时曾经说过：“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尽管现有的各种《文心雕龙》注本对刘勰所引扬雄语的出处都语焉不详，但刘勰毕竟离扬雄的时代要近一些，因此他指出扬雄以为《离骚》与《诗经》在体制风格上相一致，还是令人信服的。这就说明，在“尊《骚》为经”这一点上，扬雄与刘安、司马迁并无二致。
至于在屈原及其作品的有关争论中和扬雄处于对立面的东汉末年的王逸，也同样“尊《骚》为经”。据班固《离骚序》记载，刘安所作本为《离骚传》，但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则改称“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而且他自己还撰写了《离骚经序》，这也充分说明，在王逸的心目中，《离骚》已然成为儒家经典，达到了与《诗经》同样的高度。
以上所论说明，汉代参与屈骚争论的几位主要代表都“尊《骚》为经”，都把《离骚》摆到与《诗经》同样的高度。弄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实际上表明，在汉代理论家的心目中，屈原的《离骚》首先并不是一部由情感、想象和形象交织而成的文学作品，而是宣传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原则的经书；这也同时意味着，汉代的屈骚评论从一开始，就不是运行在文学的轨道上，而是运行在经学的轨道之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汉代的屈骚评论者无一例外地都从经学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屈原及其作品，所以这就先在地决定了他们对屈骚的接受不可能是文学的接受，而只能是经学的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