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酬之作可能是构成祝、文中晚年后面世作品的主流。当时的吴中地区， 达官贵人、商贾百姓， 或热衷于书画收藏， 或热衷于以书画装饰厅堂。友人之间书画酬酢、文人雅集笔会、书画鬻卖也是吴中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祝、文二人书法之优为吴中翘楚， 声名远扬， 应酬之多是必然之事。笔墨应酬的形式、内容或应主体之要求， 或随性而发。
祝允明在63岁 (15) 时， 应姻亲沈则山之请而书《六体诗赋卷》后记云：
春日过则山亲家山庄， 置盛馔相款。饮至日衔西岫， 尚未觉酣， 则山命冢嗣设纸笔索书字式不同者六首。再辞不允， 乘酒漫为书之。但恐具目一览， 未必不为嘲诮也。时壬午改元三月朔旦。
王绂《书画传习录》中记载了祝允明应对索书的情形：
…… (祝允明) 好酒色六博， 善新声， 求文及书多贿妓于席间得之。恶礼法士， 亦不问生产， 有所入， 辄召客豪饮， 费尽乃止；或分与客持去， 不留一钱。窘之时， 黠者或持银米丐文及书， 辄应之， 已少饶， 更自矜贵也。晚益困， 每出， 追呼索逋者随其后， 允明益自喜。
文徵明在《四体千字文卷》后也记载了应索书的无奈：
比岁子春以尺素索余书四体千文， 余素惮烦于此， 而辞之不获。勉为书之， 凡七年始完。不唯不工， 不足供玩， 而徒费岁月， 良可惜也。戊申， 徵明。
白谦慎先生谈到过应酬的书体问题， 他认为：
应酬作品的艺术质量和应酬对象及场合有关。选择何种字体、何种文字内容来书写应酬书法， 如何题款用印， 在应酬书法中都有规律可循。以书体而论， 明末清初的应酬作品中行草书最多， 这是因为行草书的书写速度快， 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比较多又不需要十分经意的应酬作品。存世的傅山的狂放草书作品中， 有许多尺幅很大， 其中相当一部分质量甚粗糙， 不明细故者常以乱头粗服、狂放超逸誉之。正因为傅山留下了不少质量不高的应酬作品， 他的书法也常为后人诟病”。
他还认为傅山的应酬作品中小楷最少， 是因为小楷耗时多的缘故， 若非好友知交而不为之。这也正是文徵明应索书《四体千字文卷》时所表现的无奈。
以行草书应酬不仅出现在晚明的傅山身上， 处于明代中期的祝允明、文徵明， 也必然未能免俗。从以下的评论中我们可以得到旁证：
国朝如祝京兆希哲， 师法极古， 博习诸家。楷书骨不胜肉， 行草应酬， 纵横散乱， 精而察之， 时时失笔， 当其合作， 遒爽绝伦。”
……自赵集贤后， 集书家之大成者衡山也。世但见其应酬草书大幅， 遂以为枝山在衡山上， 是见其杜德机也。
无论是即兴的应酬， 还是“徒费岁月”的认真之 作， “需求”在这一时期带有市场的某种强制性因素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引导作用， 使祝、文等书家对宋人乃至苏轼的接受程度更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一方面， 应酬弱化了书家的主观选择， 他们必须根据需求做出调整；另一方面应酬之作往往“急就”, 需要很快的书写速度， 这就出现了祝、文应酬作品质量不高的现象。
由此我们发现北宋书家中， 苏轼书法的影响何以不如黄庭坚、米芾的某些原因：
其一， 这是市场和社会需求的选择。这一时期的书画应酬， 不仅是友人之间的酬酢， 而且还要面对书院、会馆、宗祠、戏院所需要大量装饰性作品的需求。作为欣赏主体的平民侧重于对视觉效果的追求， 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书法作品从形式到内容做出适当的调整，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驱使着创作主体自觉地迎合着这种平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因此， 市场的好恶对书画家创作理念产生了影响和干预， 祝、文不能对此持漠视态度。
其二， 这是由“苏字”的书法特点决定的。一方面， 苏轼惯用偃笔， 他的字体比较扁，犹如绵里藏针， 能于老辣、迟重之中散发出一种平和雅逸的文人气息， 是典型的文人书法。这种笔法、结构以及气息格调， 不适合快速书写的大量应酬之作， 也难以在即兴的状态下迅即产生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另一方面， 苏轼的书法横向取势， 惯于侧锋用笔， 时或偏锋扫出， 这种笔法与结体与祝、文传统的中锋为主的笔法和纵向取势的结体方式很难融为一体。对照之下， 米芾书法的“风樯阵马”, 黄庭坚行、草书的潇洒奔放， 不仅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 而且能够被理解、吸收和运用于笔端。这也是祝、文大量作品中黄、米之影响超过苏轼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