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序民：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杨华 薛梦潇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容介绍
本书为“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结集，会议于11月10—11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以及欧美的七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会议，本书乃是此次会议的结晶，从文献学、历史学、哲学、书法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多维视角，就礼学文献、礼仪制度、礼学思想、礼法关系、礼乐文明的现实关怀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作者简介
杨华，湖北钟祥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简帛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礼学和经学、楚地出土简帛和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利用出土简帛资料研究中国古代礼制问题，特别注重经学与史学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证的研究方法。主持“近50年出土简帛与中国古代礼制研究”、“出土简帛与中国古代礼制研究”、“中国古代丧祭礼制研究”、“简帛所见楚地丧祭礼制研究”等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
前 言
一
20世纪初，中国传统经学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其重要一支，礼学在20世纪也陷入冷宫，由显学沦为绝学。不过，在最近的三十年间，礼学研究不仅出现了复兴，而且有转盛的迹象。其一，礼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这包括几个层次：一是出版了两套中国礼制通史，即陈戍国先生独撰《中国礼制史》（共六卷）和吴丽娱先生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共四卷）；二是礼学的各个侧面也出版了不少通论、通史，如丧葬史、婚礼史、冠礼史之类；三是各个时段都有礼学论著出版，缺环很少，先秦、西汉、唐代、明清等几个时段的工作尤其深入；四是每年以礼学和礼制为主题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以礼学为选题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迄今已逾200篇，而且每年有增无减。其二，礼学研究的资料大有扩充。首先，出土文献（包括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敦煌文书、碑铭石刻等）刷新了礼学研究的内容。例如，陈梦家、沈文倬先生的武威汉简《仪礼》整理研究，虞万里先生的上博楚简《缁衣》篇研究，周一良、赵和平、吴丽娱等先生的敦煌《书仪》研究，都利用了前人未及得见的新材料。其次，考古发掘的多处遗址、墓葬，为礼制研究增加了新资料。例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揭示了西汉长安城南郊的圜丘、明堂、辟雍、太学、灵台、社稷坛和王莽九庙等建筑，为进一步研究汉代礼制打下基础。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高崇文《古礼足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都是利用考古发掘而做出的新贡献。中日学者关于“城市礼仪空间”的讨论，完全得益于城市考古学的新进展。再次，某些传世文献的“再发现”，拓展了礼制研究的视野。例如，《天圣令》中的《丧葬令》，为复原唐宋丧葬礼制提供了新材料。明清日用类书中的“四礼”信息、课童仪式、应酬程序等，都为复原当时日常生活礼仪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其三，礼学研究的维度和视角大有拓展。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礼学研究基本只局限于经学研究范畴。到20世纪前半叶，其内容稍有拓展，一些学者将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引入礼学研究。例如，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江绍原《礼俗迷信之研究》和《礼部文件》系列文章、郑振铎《发须爪》等，均别开生面。1949年之后，很多学者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研究古代礼制，也取得相当成就，例如侯外庐《中国思想史》体系中的礼学思想论、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礼制论、范文澜的中国封建社会礼制论、杨宽《古礼新研》系列、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等。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学科均从不同角度对礼学研究有所掘进，例如，陈戍国《中国礼文学史》、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郑振满和刘永华《民间历史文献论丛·仪式文献研究》、梅珍生《晚周礼的文质论》、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等，分别从文学、哲学、史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视野入手，这都是此前未曾关注的视角和未曾涉足的内容。其四，礼学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发表园地增加。目前，国内已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所大学成立了礼学研究中心。在此之外，岳麓书院、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都有专门从事礼学研究的学者。各地每年召开礼学会议，不少杂志还辟有礼学研究专栏。古礼研究这一冷门学术，也开始采用新媒体向青年学生辐射。目前，全国已出现“学礼堂”“燕园礼学”“礼乐微言”三家微信公众号，不断推送礼学知识，发布研究信息，促进学术交流。其五，从事礼学研究的学术队伍不断壮大，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其六，海外汉学界对礼学研究的热情也有增无减。在20世纪早期，海外汉学界只有葛兰言、加藤常贤等少数汉学家对礼学问题感兴趣，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汉学界普遍意识到，从礼制问题切入，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文明至关重要。目前，海外汉学的各个时段、各个学科，均有关注礼制问题的专家。
二
虽然已取得如上成绩，但我们认为，今天的礼学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待提升。其一，各时段的研究极不平衡，某些“点”式研究很深入，但整体性不够，对礼文化的叙述在时间上不够贯通。目前的礼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先秦、西汉、唐朝、两宋、明清这几个时期，而秦朝、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辽朝、西夏、元朝、晚清民国等时段，研究相对薄弱。这固然与史料的多少有关，也与各时段研究者的学术积累和兴趣有关。例如，晚清民国时期，并不缺乏史料，但目前的工作仍然停留在对中国传统风俗如何西化的过程描述上，没有揭示传统礼文化的内在演化逻辑。另外，由于研究者多以时段为限，集中于本时段的精耕细作，无心或无力关注其他时段的研究工作，导致礼文化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学术盲点或研究荒地。这也是礼文化通史缺乏、叙述不够连续的一大原因。其二，礼文化本身应有的研究内容不够平衡，学科界划明显。所谓礼文化，应当包括礼学、礼制、礼仪、礼俗、礼义、礼法等多方面内容。以今天的学科分类来说，它们分别属于文献学、制度史、民俗史、哲学史、法律史等领域。事实是，属于文献学的“三礼”之学研究较多，属于制度史的礼制研究较多，其他领域则相对薄弱。即使在传统的“五礼”框架之内，研究也极不平衡。一般来说，五礼之中，吉礼和凶礼的研究最为丰富，占有论著的大多数；对于各时段宾、军、嘉三礼的研究则很不充分。冠礼、乡饮酒礼、朝贺、元会、官员履新仪式等，各个朝代只有断断续续的成果，根本无法贯通成为通史。还有一些礼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例如乐舞与礼制、服章与礼制、礼教与社会等，研究成果更少，甚至存在空白点。其三，对少数民族的礼文化研究不够充分。
三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我们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于11月９至11日，召开了“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为此次会议确定的主题包括四个方面，即礼学文献研究、礼乐制度与古代国家治理、古代礼乐思想研究、礼仪实践与古代日常生活。意在促进从不同角度开展礼学研究的学者们产生碰撞，擦出火花。来自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日本、韩国、美国等地的70余名礼学专家与会，共收到参会论文67篇（详见本书所附会议论文目录）。在会议交流中，大家从文献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多维视角，就礼学文献、礼仪制度、礼学思想、礼法关系、礼乐文明的现实关怀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本次会议，无疑是三十年来礼学研究由冷转热、走向复兴的一环。不过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参会代表基本囊括了当今海内外最为前沿的礼学同行，讨论的范围突破了以往历次会议对礼学的理解，几乎涵括了礼文化的各个方面。谓之“空前”，或不为过。经过一年多的沉淀之后，我们编辑出版这册会议论文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学者的论文未能收入本集，殊为遗憾。薛梦潇副教授全程参与了会议的筹备、举办和论文集编辑工作；武汉大学十多位硕博士研究生参与会务；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各位同事倾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最应当感谢的是，前来参与会议、贡献智慧的各位同道！本书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通史研究”（批号18zda021）的阶段性成果。
文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杨华
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