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古典时代的众多城邦之中，雅典无疑是最辉煌的一个。雅典的工商业繁荣，民主政治发达，哲学、科学、艺术兴盛，是古希腊文明的当之无愧的代表。提到雅典，人们除了想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外，还能够提到雅典的民主制度。在2000多年前的上古时代，雅典就能够产生让世人叹为观止的民主政治，确实令人惊讶。不过，雅典并非一日建成，雅典的民主政治也是长期逐渐形成的。而梭伦改革正式雅典民主形成的开端。
一，梭伦改革的背景：贵族政治的形成
雅典位于希腊的阿提卡半岛，这里山地多，平地少，但是却有不错的航行条件。最早居住在阿提卡半岛的是地中海族的皮拉斯齐人。在迈锡尼时代，大批亚该亚人迁入，他们和皮拉斯齐人融合，形成了爱奥尼亚人，也就是后来雅典的主要居民。大约在前1100年，多利安人入侵，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希腊半岛倒回了氏族社会时代。不过阿提卡的居民爱奥尼亚人却击败了多利安人，保持了雅典的相对独立。
在黑暗时代，爱奥尼亚人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分为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又分为30个氏族。他们社会处于氏族公社时代。在阶级上，氏族成员之间地位平等，他们有统一的宗教仪式和部落酋长；在经济上，土地归属于氏族，成员共同耕作，产品平均分配；在政治上，有军事长官（王）、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三大机构，盛行军事民主制度。总之来说，黑暗时代的阿提卡还保持着原始的美好。
雅典娜神庙
大约从前10世纪到前8世纪，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恢复，阿卡提的氏族出现了阶级分化、氏族解体的现象。一方面，一些穷困的氏族成员被排挤出氏族之外，另外一方面，外来人不断迁入，不断冲击原来的氏族血缘联系。为了加强对部落的管理，阿提卡的四大部落联合为了一个部落联盟，同归于雅典的管理之下，这就是雅典城邦形成的源头。传说统一的阿卡提地区的是提修斯，他是雅典历史第十二位国王，也是第一位立法者。他将阿提卡的公民划分为了贵族、农民和工商业者三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够担任公职。提修斯的改革加速了雅典从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转变，也标志着雅典贵族政治的形成。
提修斯雕像
在政治上，过去的长老会议逐渐演变为了元老会议（战神山议事会），掌握国家的立法、决策、司法等大权，而公民大会则名存实亡。前683年，雅典贵族驱逐了国王，结束了王政时代。取代执行国家权力的是执政官，最初执政官数量不一，后来形成了9位固定的执政官，其中最高的是首席执政官。执政官的任期从终身制逐渐发展成为了任期制。执政官由贵族担任，他们任期结束后进入元老院。执政官的形成对雅典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后来雅典的政治改良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
二，雅典社会矛盾加剧和梭伦改革
贵族政治形成之后，阶级分化的速度就加快了。贵族通过特权不断夺取农民的土地。许多农民破产，被迫向贵族借贷，将土地作为抵押。他们自己则将六分之五的产出缴纳给贵族，而自己则只有六分之一，因此被称为“六一汉”。有的无力还债，最终沦为了“债务奴隶”。在法律上，贵族常常利用习惯法来剥削农民，因为无字可依，使得贵族可以随意解释法律。
雅典卫城博物馆
贵族的专权统治还造成了工商业阶层的不满。前7世纪末，由于不断进行海外贸易和殖民，使得雅典的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雅典的金属制造品、陶器、橄榄油和萄酒等畅销于地中海沿岸。许多从事工商业的阶层就是失去土地而被迫经商的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阶层的实力就不断增强了，他们要求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力和地位，要求保护工商业发展。然而贵族的奴役政策导致农民贫困，国内市场遭到严重的打击，也阻碍了商品的销售。于是工商业者就开始联合农民进行了斗争，雅典面临着内战危机。
前630年，贵族出生的基伦利用雅典国内的矛盾，试图发动了政变，以推翻贵族政体，建立僭主政治。然而他因为没有得到平民的支持而遭到失败。之后，贵族摄于平民的威力，被迫让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制定法律，颁布了雅典历史上第一步成文法。这部法律就是将过去的习惯法书写出来，虽然对贵族随意解释法律的行为有所约束，但并未改变其维护贵族利益的实质。德拉古法典推行了轻罪重刑，德拉古曾说:“轻罪理当处死，至于更大的罪，还找不到比死刑更重的刑罚。”前4世纪，希腊的雄辩家德马底说:“德拉古的法律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这些都足以说明德拉古法典的残酷性，平民的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
雅典出土的妇女形象
德拉古法典颁布后，雅典的危机并未得到解除。此时雅典已分成三派：一是占领大多数土地的贵族为主的平原派，他们希望继续实行了贵族专制；二是工商业阶层组成的海岸派，他们主张推行温和的改革措施；三是失去土地和流亡山区的山地派，他们主张推翻贵族政治，建立民主政体。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贵族最终选择贵族出生的商人担任首席执政官。梭伦出生于落魄的贵族家庭，后来因为经商而走上了小康之路。对于雅典的危机，梭伦不主张推行暴力革命，而是主张进行了改革。他反对贵族的贪婪不义，提出要让工商业阶层参与国家政治，并废除不平等的债务关系。由于梭伦的改革方面比较温和，又照顾了各大阶层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大多人的支持。普鲁塔克说:“富人愿意接受他，因为他是富裕的，穷人也愿意接受他，因为他是诚实的。”
剧场遗址
前594年，梭伦正式担任首席执政官，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在经济方面，他颁布解负令，废除了“六一汉”和债务奴隶制，恢复了公民的自由。被卖到国外的债务奴隶，由国家出资赎回。这项措施壮大了平民的力量，也得到了平民的支持。他又颁布“限田法”，控制土地兼并。梭伦颁布许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他吸收外邦优秀的工匠迁居雅典，并给予公民身份，以提高雅典产品的竞争力。他统一了度量衡，整顿货币优卑亚岛高值货币取代了过去的低值货币。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城邦，之后雅典逐渐成为了闻名地中海的工商业强国。
梭伦
在政治上，他主要采取措施限制贵族的权力，提高工商业阶层的地位。首先，他以财产为标准，将雅典公民划分为了四个等级，并给予相应的权力的义务。第一、第二等级可以参选高级官职，必须提供骑兵；第三等级可以担任低级官员，必须提供轻步兵或者在海军服役；第四等级是公民的底层，不能担任官职，但是可以参加公民大会。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的权威，使之称为最高的权力机构。另外由四个部落选出100人组成四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需要注意的是四百人议事会成员只能由前三个等级参与。又在公民中选出陪审人员，组建陪审法庭，掌握司法大权。在法律方面，废除了德拉古法典，颁布了具有人道主义的新法典。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贵族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元老院权力逐渐被削弱，而工商业者的地位提高了，平民也拥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
三，梭伦改革的影响和不足
梭伦的改革，重点在于缓和雅典的国内矛盾，目标在于提高工商业阶层的地位。他按照财产划分等级，并且规定了前三个等级才能参与四百人议事会，这就为工商业阶层参与国家政治提供了机会。他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除了是缓和社会矛盾之外，也是为了扩大国内市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他降低粮食价格，禁止雅典向国外出口原料，也是为了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可以说梭伦的改革措施都对工商业者是是有利的。同时，这也是平民和贵族的斗争中取得了一场胜利。经过梭伦改革，雅典的平民不仅获得了自由，还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这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的奠定了基础。
梭伦的改革是走的妥协路线，被称为“中庸”，这就是他的改革措施不彻底。他在诗中写道：“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勢”。具体来说，梭伦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土地问题，梭伦虽然限制了土地兼并，但是农民被夺取的土地并没有归还，依然处于穷困潦倒的状态；二是平民的政治权利问题。由于选举权没有向所有的公民开放，引发了许多下层人的不满。另外贵族后来也不满意梭伦的改革了，他们认为梭伦削弱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激进的贵族主张恢复过去的制度。普鲁塔克评价梭伦的改革:“富人被激怒了，因为他剥夺他们的债权抵押；穷人更加被激怒了，因为他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重分土地，也没有象来库古那样，使一切人在生活方式上都平等和一律。”
梭伦改革初期，雅典的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但是梭伦去世后，雅典的社会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平原派要求恢复改革之前的传统，海岸派主张坚持梭伦改革的内容，而山地派则主张进一步改革。前560年，贵族出生的庇西特拉图在平民的支持下政变上台，建立了僭主政治，其家族控制雅典长达数十年。庇西特拉图进一步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降低农民的赋税，设立农村巡回法庭以方便农民的诉讼。可以说，庇西特拉图的改革是梭伦改革的延续和发展，是进一步解决梭伦没有解决的问题。此后，雅典又经历了克里斯特尼和伯利克里的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才最终形成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