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杜甫为天下文人发出的振聋发聩一呼。和平年代文人当为国家栋梁,而动乱年代文士则大都流离失所,日日处处时时忧于生计,时代对于成就一个人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
(一)周章旧故—闰土之缘
鲁迅与闰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一辈人,即周章两家的主仆情谊。闰土本名章运水,自其父章福庆起便在鲁迅家中为长工。鲁迅之父为官,家中颇有资财,约略有几十亩田地,由于在收获季节需要添置竹筐来装盛谷物,看重章福庆的竹编才能,便长期雇佣。
而闰土之母也是周家的一名佣人,曾多次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即《阿长与山海经》、《百草园与三味书》中的长妈妈。鲁迅家中虽为官且家境富裕,但却没有寻常富贵人家的颐指气使,反倒添了一份书香门第自来的气度不凡。
兼之阿长与章福庆恪守本分,尽职尽责,颇受鲁迅家族赏识,周家的收租等金钱相关的事宜也都由于信任常与章福庆交办。年幼的周章两人在上一辈的情分中,结识与成为幼时挚友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彼时,鲁迅的祖母过世,周家缺少人手,于是章福庆带上闰土来到周家帮忙,这也是二人最初的相识。我们在鲁迅后来所记的《少年闰土》中,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鲁迅成长于深宅大院,富贵书香人家对于子女的教管也甚为严厉,而出身于乡野的闰土便如同宅门们外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为鲁迅的生活中带来了不同于书本的生动乐趣。
如若不是闰土口中的海滨、月夜、叉猹的奇闻乐事,按照鲁迅后来学医、留学、弃医从文的人生,只怕永不会与这山野乐事有丝毫联结。而此时的章福庆一家,由于一定程度上的周家庇佑与自身勤劳朴实,生活比起寻常的农村家庭还稍有富余。未曾料到的是,这竟成为了闰土人生中最安逸的一段时光。
(二)章家变故—闰土之悲
少年时代的闰土在鲁迅笔下是昂扬的、矫健的、生机勃勃的。而自其父章福庆逝世后,章家突逢变故,本打算外出求学的闰土也不得不中断计划,为家中生计考虑,拿出农具,深耕细作,代替早逝的父亲担待家中责任。积年累月的劳作,将闰土幼时灵性消磨殆尽,只剩下本属于中年人的道道鸿沟在脸上划出的岁月痕迹。
成家后的闰土生活更加艰难,伴随着五个子女的出生,章家的生活愈加贫困。待到周章二人再次相见时,鲁迅仍旧身姿挺拔、眉眼有神,闰土却早已被贫困交加的生活折磨得不复昔日的神采飞扬。后周家搬走,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告断绝,但二人后代之间的缘分还未道尽。
1934年,绍兴天灾,闰土一家也受其波及,章家从一个勉力维持的赤贫民众变成资债负累、家徒四壁的欠债者,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悲哀。1936年,闰土因背上生疮,无钱医治,不久身亡,同年,鲁迅亦因病去世。
(三)后代有为—闰土之幸
闰土共有5个子女,鲁迅的《故乡》里闰土到周家拜访,同行的水生是大儿子,本名章启生。章启生命运更为凄苦,不同于父亲尚有一个安稳的童年生活,他生在家里最穷困的时候,其父去世后,他接替父亲扛起生活的重担。章启生患病离世后,留下两儿一女,最小的那位便是最终一定程度上改变章家命运的人——章贵。
章贵命运的转折发生1949年,即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终于摆脱赤贫者的身份,年轻的新中国不再有阶级等级之分,人人都可以在奋发有为中获取自己不凡的一生。章贵便抓住其中机遇,在时代的锤炼和机遇中,脱颖而出。
他一开始是到冬校学习,在扫盲运动中一点一点积累基本文化知识。1954年,章贵开始进入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进入纪念馆后,章贵并未停下学习的步伐,他自知文化程度低,为自我提升,便到夜校学习,接受正规的教育。勤能补拙,凭着对于文化知识的热爱和辛勤工作,章家的日子进入新时代后,已然出现天翻地覆的改变。
周章两家祖辈便渊源颇深,鲁迅在世时十分关心章家近况,命运转折此后再次降临,鲁迅之子周海婴继承父亲遗志,对于章家亦颇有挂念。1959年,周海婴与章贵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相见,言语上的契合与祖辈的渊源,情分在这时被延续。
此后,周海婴每次途经绍兴,都与章贵相邀小聚,出于对于祖辈的感念和对文学的热爱,章贵在纪念馆中工作时并未停下研究的步伐,他研究大量关于鲁迅的生平资料,并撰写几十万字的相关文学作品,成为鲁迅研究会中的一员,1983年被任命为绍兴鲁迅纪念馆中的副馆长,1993年退休,安享晚年。
时代对于人的成就不容小觑,章贵凭借着自身的勤奋好学摆脱旧社会中为人奴役的命运,成为受人尊敬的国家公务员,也一定程度上改写章家命运。在新时代中,每一个民众都可以作为最为自由和自主的个体,通过自身不懈努力在时代中书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资料: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少年闰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