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1868年1月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3月28日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4.12屠杀序幕。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蔡元培父亲蔡光普，是当地某钱庄经理，为人宽厚，慷慨大度。6岁时，父亲为蔡元培请了一位姓周的老师到家设塾授教，蔡元培开始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11岁时，蔡光普去世，蔡家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渐入困顿。此时家中无力再聘家庭教师，蔡元培只能就近附读。1881年蔡元培转入离家半里路的探花桥王懋修塾馆继续学习。1883年蔡元培考中秀才，1889年赴杭州参加乡试，中举人。蔡元培的中举，在江浙一带士人中产生了震荡，人们竞相抄录传诵其“怪八股”。1890年春，蔡元培赴京参加会试，又中为贡士。蔡元培返回故乡后，曾以贡士的身份应邀担任刚刚成立的上虞县志馆总纂一职。1893年春，他再次赴京，补应殿试，得中为第二甲第34名，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升翰林院编修。
1898年戊戌变法时，蔡元培成为维新运动的同情者。维新运动失败后，他毅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走上了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1898年冬，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即校长）。他到校后，聘任教职人员，修订学堂章程，整理校藏图书，并移寓学堂，主持校务。这是蔡元培教育救国思想的萌芽，也是他投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
1900年10月，蔡元培离开绍兴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几经奔波，终无结果，但结交了不少浙江学界人士。1901年9月，经人介绍，他进入上海南洋公学担任特班总教习。1902年4月，蔡元培与叶瀚、蒋智由、钟观光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他被推为事务长。该会最初以完善新教育、编订教科书为宗旨，其后，又曾计划设立学校教育部、社会教育部和实业部等机构。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高涨，该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这是20世纪初国内最早出现的革命团体，蔡元培的革命活动由此开始。不久，他又与蒋观云、林白水等人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校，并出任校长。以后该校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接着，蔡元培又创办了为接纳南洋公学学潮中被迫退学的学生的爱国学社，被推为学社总理。
1903年春，中国教育会与东京留日学界遥相呼应，在上海开展了拒法、拒俄运动。蔡元培不仅是领导人之一，而且还创办了《俄事警闻》，激发人们的反清革命意志。1904年，他参加了暗杀团，并在上海亲自赁屋学习制造炸药。同年冬，他与浙江一带的革命党人一起，将暗杀团改组，创立光复会，并被推举为会长，使反清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参加了同盟会，并任上海分会会长，在江浙地区发展了大批同盟会员。1906年，蔡元培随孙宝琦到德国半工半读，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对西方美学、伦理学和教育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进行了系统考察。留德期间，蔡元培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先后撰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并翻译了德国哲学家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
19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在他的领导下，临时政府教育部首先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的旧学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为全社会送来一股民主共和的清新之风。他极力提倡社会教育，在教育部内设立社会教育司，使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获得了独立的地位。随后，又和宋教仁等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旨在提倡为新的民主共和国树立社会新风。2月上旬，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随后，蔡元培受孙中山之命，任迎袁专使，与宋教仁等人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蔡元培继续任教育总长。9月，他再赴德国到莱比锡大学听课，并从事世界文明史的研究。196月初，蔡元培回国参加“二次革命”，投身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次赴欧，去法国留学。留学期间，他与李石曾、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与法国有关方面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任中国方面的会长，在巴黎开办华工学校，成立世界社，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蔡元培应教育总长范源濂之聘，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月9日，蔡元培走马上任，立即从四个方面对北大的官僚腐败习气进行整顿和改革。
一是充实教员阵容，吸收进步学者。他一进北大，便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把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由上海迁到北京来办。随后，他又聘请了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派学者来校任教，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二是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泛吸收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允许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三是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1912月，他联合北京九所高校校长发起组织学术讲演会，以传播科学，引起研究兴趣为宗旨。19，他又发起组织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自任会长。同时，他对北大师生组织的各种学会，总是给予热情的支持，并到会发表演说。四是学制和体制改革。他首先扩充了文理两科，增设史学门和地质学门；法科准备独立，商科归并入法科；工科与北洋大学合并，预科改属本科。其次，他撤销文理科界限，将各科所属的专业一律改称为系，学长制也因之废除。接着，他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大学本科应学满80学分，必修、选修各占一半，选满即可毕业，不必拘泥于年限。体制改革方面，由过去的校长独揽大权改为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由校长担任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学科有教授会，规划各科的教学工作。
此外，他还倡导男女平等，提倡平民教育。1912月，蔡元培任男女兼收的北京孔德小学校长，193月，他在北京青年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破除男女界限，尊重妇女人格；同月，他在天津青年会的演说中，进一步提出了男女同校的主张。19春，北京大学先后招收了9名女生旁听；秋天，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开了中国男女同校的先河。
通过上述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北京大学的风貌，使之焕然一新。不仅把腐败和封建习气极浓的旧北大改造成为一所生机勃勃、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而且开创了一代新风气、新风尚，促进了北京大学的蓬勃发展，对中国近代整个思想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蔡元培在主持北大的6年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从此，他无可争议地被奉为全国学界的领袖。
19到19，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对于新文化运动，蔡元培是有力的支持者和保护者，北京大学因此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本人在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如在提倡白话文方面，他在192月便与严修、梁启超等人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并担任会长。此后，他多次发表演说，宣传白话文必然取代文言文。
19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民希望从此一洗国耻，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蔡元培也不例外，一改他不涉政界的初衷，特借天安门露天讲台，邀请北大教员于11月15日、16日两天进行对民众的讲演大会，他还亲自作了题为《劳工神圣》和《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两篇演说。接着，他又于28日至30日下午在中央公园举行由北大师生参加的演讲大会。但19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国人震惊，尤其是青年学生更是情绪激昂。
5月4日，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爆发。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当得知学生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进行营救。经过蔡元培和校长团的努力，5月7日上午，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他率领全体教职工及学生迎接。5月8日，北京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的校长职务，并发出整顿学风和将已经释放学生送交法庭依法审理的命令，并把学生运动加罪于蔡元培。面对反动势力的威胁，蔡元培为营救学生，保护学校，毫不退缩，但鉴于被捕学生已经获释，为避免因他个人的进退导致学生与政府的冲突，影响学校，便于5月9日晨悄然离京南下。他在南下途中，给北大学生写了一封信，声明他的出走绝无责怪学生之意。为挽留蔡元培，各校学生又于5月19日实行总罢课。
全国纷纷声援，到6月初上海举行了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免职，并电请蔡元培回京主持北大校务。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在国内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终于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使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目标得以实现。蔡元培鉴于各方面的敦促，于9月由杭州回到北京，继续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回北京大学后，继续奉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一贯主张，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流派，都采取了维护的态度，并继续实行改革新措施，提倡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实行男女同校。为了避开军阀势力的干涉和压迫，他不得不再次借机出国，于1911月离开北京，先后到了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和英、美等国的一些大学和学术研究机关参观访问；并到华侨中为北大建造新的图书馆筹集资金。次年9月他回到北京。
191月，蔡元培因耻于与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伍，采取“不合作政策”，愤然辞职离京。虽经北京学界的挽留，他名义上仍保留北大校长职务，但主持北大的工作实际已到此结束。蔡元培辞职离京后，一度南返上海、绍兴。197月，他再次离沪赴欧，旅居海外。在比利时期间，他应邀作《中国之文艺中兴》的演说，纵论中国和欧洲文明的发展程序，主旨仍是东西文化融合。1926年春，蔡元培从欧洲返回上海，面临着重要的政治抉择，是如约北上，仍担任北京政府的大学校长？还是不合作到底，为南方政府即将开始的北伐做政治上的策应？他毅然选择了后者，投入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运动。为了反对盘踞在东南的直系军阀孙传芳，他和褚辅成、沈钧儒、许世英、黄炎培等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策动三省的自治运动。此时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很快占据了江南的大部分地区。1927年3月1日，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在杭州正式成立，蔡元培任委员并代张静江担任主席。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下，于1927年4月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蔡元培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曾一度附和，支持蒋介石的“清党”反共运动。
宁汉合流后，蔡元培在南京政府中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他仿效法国的教育行政制度，提议改教育行政委员会为中华民国大学院，各省也废止教育厅，改为大学区，以国立大学为教育行政机关。他的提议获得南京国民政府的赞同，他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他提议设立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原意，是使教育学术化，反对官僚化。但新制试行不到一年，非议反对者甚多，加上李石曾为攫取教育行政大权，排挤蔡元培，引起持续不断的学潮；而蒋介石采取袒护李石曾的态度，引起蔡元培的不满，于是他辞去一切职务。大学院也随之撤销，大学区制也中止实行，又恢复教育部，蔡元培的教育理想宣告失败。
蔡元培辞去大学院职务后，继续致力教育事业，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27年5月，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第90次会议上，他与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共同提议创设中央研究院，获得通过。1928年4月，中华民国大学院研究院正式改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了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他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全部精力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中央研究院从1927年开始筹备，到1930年初，共成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等9个研究所，初步形成了一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队伍。他坚持专家治院的原则，实行民主管理，发扬不专权、勇于负责的领导作风，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为培养科学人才、发展中国科学事业起了开拓和奠基作用。
随着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蔡元培对蒋介石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极为不满。1932年12月，他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实质性工作是营救被国民党当局拘捕的政治犯，在其存在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先后营救了许德珩、侯外庐、廖承志、陈赓、丁玲、潘梓年等各方面人士。
对蔡元培以党国元老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参与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活动，南京国民党当局极为恼火，不断加以恐吓、威胁。1933年6月18日，国民党特务终于暗杀了杨杏佛，向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示警。此后，同盟的活动难以再继续下去，被迫停止。
1934年，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思想专制，在学术界倡导思想自由原则，蔡元培与陶行知、李公朴、陈望道、黄炎培等在上海发起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3月14日，蔡元培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讲座上，主讲了《科学与社会主义概论》。他还专门撰写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等文，反对国民党当局掀起的尊孔读经复古逆流。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蔡元培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对，和宋庆龄等一起组成治丧委员会，主持丧葬仪式，并在葬礼上发表讲话。同时，他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上发表《墨子的非攻与善守》一文，借宣传墨子的反侵略精神讽喻国民党的消极抵抗政策。1936年9月，毛泽东亲笔致函蔡元培，高度赞扬他的爱国进步立场，并希望他在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全民抗日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蔡元培因病去香港治疗，但仍继续关心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38年2月，他在香港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由于经济窘困，未能对疾病进行彻底治疗，加上平时对国事的关念，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致使病情加剧，一病不起。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终年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