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晚年做绝命诗云:“倘见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红尘。”读来让人唏嘘,这个隐居山中长达五十年,名满天下,又毁誉参半的“山中宰相”,竟然也厌倦了纷扰复杂的人世间,希望自己永远别再投胎做人。可见,以风流自许,逍遥自在的袁子才,也看透了人世间的虚伪,即使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难逃世人的冷眼和攻扞。
我们常说,是西方的贵族成就了西方的艺术。即使是生性高傲的贝多芬,为了生计,也经常和贵族来往,贝多芬的很多作品,如《大公三重奏》、《华尔斯坦奏鸣曲》都是献给贵族的。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似乎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士人必需的人格修养和气节。而袁枚和陈继儒、李笠翁等都一样,由于经常和权贵眉来眼去,遭到不少白眼。
袁枚的遭人诟病,当然也有生活不检点的原因,章学诚呵斥他:“斯乃人首畜鸣,人可戮而书可焚矣。”言语甚是激愤苛刻。更有甚者的是“刘罗锅”刘墉,在他任江宁知府期间,因厌恶袁枚生活有伤风化,且又是名人,社会影响太大,竟然要把袁枚逐出南京城。而今人对袁枚不满的也大有人在,钱钟书说他:“子才装点山林,逢迎冠盖,其为人也,兼夸与谄。”一脸的不屑。报人黄裳则更直接地说:“我对袁子才一向没好感……对他的那种顾影自怜的名士才情始终不能欣赏,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
当然,人活在世上,要想做到人见人爱是不可能的。袁枚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人格污点,他做官时,为官清正,而喜欢自夸,生性风流,善于敛财都算不了什么,反而反映出他的精明,审时度势。
袁枚想当陶渊明,但他并不想“乞食”度日,而利用自己的社会名望,换取最大的利益,本来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袁枚花300两银子,买下了废弃的随园,但要重新打理,过优越的隐居生活,则需要充足的经济保障。而此时的袁枚,只是做了几年的小官,并无多大积蓄。赚钱,实在也是情势所迫。而袁枚的敛财方式有多种,足以说明他过人的经营头脑。
他将随园边上的田地,租给农户养鸡种植。不仅每年可收租金,且日常开销的鸡鸭鱼肉,蔬菜瓜果,都有农户直接供应。且他曾在安徽滁州购有田产,也可收租金。仅此一项,袁枚的生活至少可以不为五斗米发愁,但这还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袁枚在当时已经名扬天下,社交活动频繁,而仅仅依靠这些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袁枚的名望,他的著作都是当时的畅销书,而他自己家里就有刻版印刷的作坊,自产自销,声名远播,洛阳纸贵,这也给他带来的不菲的经济收入。而袁枚尤其受人诟病的是,利用自己的名望,给名公巨卿,豪门富户写了大量的传记和墓志铭,其间有人奉送的润笔竟达千金。
其他诸如广受弟子,获取束侑。而袁枚是当时诗坛盟主的地位,即使他不去巴结官僚,官僚也会主动与他示好,送他财物。当然,袁枚的确写了不少吹捧的文字,而郑板桥骂他“斯文走狗”也不是全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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