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李鸿章和养女红儿在庭院里抽陀螺，家人通报梁启超求见）
李鸿章：红儿啊，你不是老要见康党吗？他们可来了。我告诉你啊，他们可都是三头六臂，你怕不怕？
红儿：红儿……不怕。
梁启超：（走进后院）晚生梁启超，拜见中堂大人。
李鸿章：梁先生，幸会幸会。怎么康党也到了我广东？
梁启超：其实我们倒是常来常往，只是没有机会拜见中堂。
李鸿章：（对红儿）红儿啊，你看到了？
红儿：你骗人，哪有什么三头六臂呀。
（李鸿章大笑）
梁启超：这……
李鸿章：我这个红儿啊，一直嚷嚷着要见康党。
（三人都笑了，红儿去备茶）
李鸿章: 我曾跟太后说过，我也是个康党。可我背了康党的恶名，却没有见过康党的恶人。我心里为此，一直耿耿于怀啊。
梁启超：那中堂大人今日可释然于怀了。
（两人在庭院里坐下谈话）
李鸿章：我这里可是龙潭虎穴呀。
梁启超：北京才是真正的龙潭虎穴吧。
李鸿章：梁先生有何见教？
梁启超：不敢当。但目前局势，中堂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选择。
李鸿章：哦？你说说。
梁启超：乱世出英雄。晚生为大人计，摆脱朝廷，先拥两广自立，然后挥师北上，为亚洲创建一个君主立宪国。这就是上策。
（李鸿章沉默，梁启超紧紧盯着他）
李鸿章：嗯。那，谁来当你说的那个新皇帝呀？
梁启超：晚生在拜会大人前，现行拜会了香港总督卜力先生。他答应晚生，如果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作的事情没有责任，那么英国政府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是不会反对的。
李鸿章：（惊疑）嗯？
梁启超：晚生还遇见了孙文先生。
李鸿章：孙文？
梁启超：他说曾去天津拜会过您。
李鸿章：就是那个满口革命的后生吧，记得。
梁启超：孙文先生说，倘若两广在中堂大人的策动下，率先独立。革命党就支持大人做PRESIDENT。
李鸿章：什么？
梁启超：请中堂大人，当总统。
李鸿章：（表情由愠怒转为无奈）谋反哪？（片刻沉默)那中策是什么呀？
梁启超：带领兵马，北上勤王。彻底剿灭义和团，以此与各国交好于前。
李鸿章：嗯，那你的下策，我就知道了。奉诏进京，跟八国联军谈判，投身虎口。呵，是这样吧，梁先生。
梁启超：中堂大人，晚生万没料到，中堂竟然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下策。
李鸿章：（拍拍梁启超的肩膀）卓如啊，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梁启超：晚生只是为中堂可惜。
（两人走进书房）
李鸿章：卓如啊，你这次来，是你老师（康有为）的意思吧。
梁启超：晚生狂妄，自作主张。
李鸿章：你一定能自立门户。
梁启超：中堂大人，晚生还有一请。
李鸿章：哦，你说。
梁启超：晚生不才，原为中堂大人立传，请中堂允准。
李鸿章：立传？不树碑吗？
梁启超：晚生秉笔直书，绝非为了巴结中堂。
李鸿章：（笑了）红儿啊，我那些文牍履历刚收拾好了，你都拿来，交给梁先生。那些个东西呀，我活着都是宝贝，我若死了，废纸一堆。现在有卓如这样的大才子，为我作传，或许能入史传世，有益后人。老夫高兴啊。
梁启超：晚生荣幸。
摘自电视剧第25集。梁启超的上中下三策可见于他作的《李鸿章传》。但梁启超是否当面向他进言还待考，也许是编剧的发挥吧~~
“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应该是编剧借李鸿章之口抒发的感慨，也称得上全剧的点睛之笔。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即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
然而，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向西方学习，毕生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始终只停留在器物层面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腐朽的封建体制，于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1901年，在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梁氏是戊戌维新的重要人物，又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于史学理论多有发明。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他反复申明，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并引用英人格林威尔的话说“画我须像我（Paint me as I am）”。这是他对自己为李鸿章作传的要求，就像他晚年所仍然主张的：“史家之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共有12章。第一章《绪论》讲评价李鸿章应有的心态，并给予他一个总的评价。梁氏说，西人有言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对于李鸿章，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但只不过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从中国清代以前和清朝的政治传统的角度，论述李鸿章作为一个重臣，时代为他创造历史所提供的空间，认为只有把李鸿章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给他比较准确的评价。第三章《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说的则是李鸿章的家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第四章、第五章《兵家之李鸿章》讲的是李鸿章在协助曾国藩攻剿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的崛起、淮军的创建以及所立之“军功”。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评述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和治绩，剖析了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的原因，特别是对其洋务思想的分析，颇中肯綮。“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第七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论析了中日甲午之战的缘起，战争过程，失败的原因。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八、第九两章是《外交家之李鸿章》，李鸿章的为官生涯，半属外交。“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他说天津教案使李鸿章获得声誉，并不是李鸿章的外交才能使然，而是西方列强相互争战，无暇东顾之所成。中日天津条约为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祸根，签订马关条约是李鸿章在战前和战争进行当中所犯错误的一个结果。中俄密约对中国权益的出卖以及引起他国的竞相效尤，瓜分中国，李鸿章更是难辞其咎。第十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写的是马关条约签订后至八国联军侵华的几年间，李鸿章除三年闲居外，又奉命治理黄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第十一章《李鸿章之末路》写义和团之后，李鸿章与联军订立辛丑和约，又为中俄满洲条约所逼，在忧惧中病死。第十二章《结论》则是把李鸿章与古今中外的著名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意在多视角地审视李鸿章。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总评论是：李鸿章是一个不学无术、谨守范围的人。所谓“不学无术”，是指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他只看到西方富强的表面原因，而没有近代先进的政治思想，因此他担当不起挽救中国危机的责任；李鸿章在军事上建有功绩，但他杀的是本国人，在反击外国侵略方面则未见立业。外交上，只知运用小谋小智，弥缝苟安以待死，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联俄而反堕彼谋”。对清朝来说，他是重臣、忠臣，但他“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且自己“以豪富闻于天下”，在廉洁方面不能与三国时代之诸葛亮相比。与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如俾斯麦等相较，无论是在内政、军事、外交上，李鸿章均不能望其项背，“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
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对有关李鸿章的主要的历史事实的认定，与今天基本是一致的。许多地方的论断甚至还十分精辟，如对李鸿章的落后的政治思想的分析，对甲午战争前及战争进行期间李鸿章的失误的分析等；对李鸿章在办洋务、搞外交的种种失策以及给国家带来的严重损害也是据事直书。即使这样，梁氏却没有完全否定李鸿章，如肯定他开展洋务，说无论成效如何，但“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认为在处理外交上，李鸿章在清朝内最有能力和经验，无人可以代替他。清朝的衰败，不能由李鸿章一人负责。梁启超以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诗句抒发感慨，为李鸿章所作的辩护，明显地受到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此前鞭辟入里的分析多少有些不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