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映霞的上海孽缘:从为爱毁家到反目离婚
7月10日
二
但在此后的日子里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尤其是当郁达夫得知王映霞回杭州后，曾疯狂地乘上火车一路追到杭州。因寻她不遇，一度曾让他感到无比痛苦和绝望，因此一次次以酒浇愁，喝得烂醉；还吸食鸦片，以图麻醉自己。清醒后，便奋笔给王映霞写情书。
2月9日，王映霞曾致信郁达夫，婉转地批评他不该去杭州找她。11日，王映霞又致信郁达夫，但后者觉得信中“一点儿内容也没有”。直到收到2月15日王映霞信，郁才觉得她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说她已经受过好几次骗，所以现在意志坚强了。我也不明她的用意。不过她总要想试炼我，看我的诚意如何”。于是郁达夫向王映霞开始新一轮情书“轰炸”。2月25日，郁达夫接到王映霞信，请他去尚贤坊一见。郁当日日记记载：“马上跑去，和她对坐到午后五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约我于下星期一再去，并且给了我一个地址，教我以后和她通信。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
可以说，至此，郁、王的恋爱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折。这时候，郁达夫突然产生纠结。他在2月27日日记中记载：“我时刻忘不了映霞，也时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孙）荃君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
但是甜蜜的爱之激流，最终还是冲溃了理智的堤坝。而在王映霞这边，除了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在行动上似乎也出现了迹象，那就是她搬出了尚贤坊，借住到一位同学那里。反正从这时起，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其间郁达夫也曾因感到与王映霞相爱有“一点罪恶”感，便自欺欺人地于3月4日致信王映霞说要中断两人关系。但5日上午，当王映霞如约出现在他面前时，郁达夫有的只是喜悦，昨晚作出的“和她绝交的决心，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那天他们“从早上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上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
第二天，郁达夫在写给王映霞的情书中，附上了两首诗，其中第一首写道：“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在日记中说，诗“系记昨天事的”，“因为我昨天约她上欧洲去行婚礼，所以第一首说到了五湖泛舟的事情……”7日，他们又幽会。郁在这天日记中写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允我Kiss的第一日。”郁还说王映霞这天还激励他做一番事业，更劝他去革命。并说“今天的一天，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溶化在一处了”。至此，闹得满城风雨的郁达夫追王映霞之事，终于明朗化。王映霞的激励也确实给郁达夫带来勇气和力量。这年5月底，当创造社出版部遭到搜查，郁达夫潜往杭州，就是避居在金刚寺巷王映霞家，由王映霞给予掩护的。显然由于王映霞此前已做了家人“思想工作”，家人并没反对她与郁达夫的结合。于是，6月5日，他俩假杭州聚丰园菜馆，举行订婚仪式。两人原打算于1928年3月12日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婚礼，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实现，结果在上海南京路上一家饭店请了两桌客，“就算是作了我们的喜筵”。（王映霞语）至此，郁、王这场引人关注的恋爱事件总算尘埃落定。到了这一步，人们也只有祝贺他们了，包括孙百刚夫妇。
婚后，郁达夫最初与岳母同住于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1442号，不久租下毗邻的嘉禾里1476号底楼一间老式房，于3月底迁入。8月，郁达夫将他恋上王映霞后写的日记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推出，开创了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的先例。《日记九种》出版后，几年内连续印了八九版，发行量达三万之多，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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