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缅甸远征军撤退路线考
甄鹏
二战期间，为了支援缅甸英军和保护滇缅通道，中国政府派出了远征军。第一路远征军包括3个军，具体为：（1）第5军（军长杜聿明）：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22师（师长廖耀湘）、96师（师长余韶）；（2）第6军（军长甘丽初）：49师（师长彭璧生）、93师（师长吕国铨）、暂55师（师长陈勉吾）；（3）第66军（军长张轸）：新38师（师长孙立人）、新28师（师长刘伯龙）、新29师（师长马维骥）。
远征军最高指挥官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中将，其次是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杜聿明兼任副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驻滇缅参谋团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参谋、顾问机构，团长是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中将。
缅甸盟军的作战区域分为三线。西线是英军，中线是第5军，东线是第6军。第66军是总预备队，其中，新38师在中线，新28师入缅较晚，新29师最晚。在中线，从前往后依次是第200师（同古/Toungoo）、新22师、96师（彬马那/Pyinmana）和新38师（曼德勒/Mandalay）。在东线，暂55师防守南面的垒固(Loikaw)。东线滇缅公路是中国军队退回国内的主要通道，被认为是根本所在。腊戍(Lashio)为回国通道要点，参谋团驻此地。
在指挥体系中，罗卓英不直接带兵，有职无权，加上个性随和，作用不太突出。军中的主要矛盾存在于史迪威和杜聿明之间。史迪威既要支持西线的英军，又早有撤到印度之意，因而重视西线。杜聿明则重视作为回国通道的东线。二人战略上的分歧是远征军的主要分歧，很难说清谁对谁错。史迪威是主要指挥官，有领导上的优势。而杜聿明则经常直接请示蒋介石，不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参谋团团长林蔚也时常指挥作战。战略上的分歧和指挥上的混乱是远征军惨败的主要原因。
1942年2月进入缅甸，3月戴安澜指挥200师在同古成功地遏止了敌人的进攻，随后廖耀湘的新22师在同古和彬马那之间进行了有效的逐次抵抗。4月19日孙立人带领新38师取得仁安羌(Yenangyaung)大捷，解救了被围的英军。
就在同一天，日军攻陷垒固，东线局势陡转急下。[①][②]戴安澜的200师火速支援东线，可惜已回天无力。29日腊戍失守，缅甸战局无可挽回。[③]5月3日畹町沦陷，5日日军到达惠通桥，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3日、8日、10日缅北重镇八莫(Bhamo)、密支那(Myitkyina)和云南的腾冲先后失守，远征军失去了所有的主要回国之路。
印度与缅甸接壤的两个主要边境城镇包括南面的英帕尔(Imphal)和北面的利多(Ledo)。英帕尔向东首先是位于两国边境的高大的那加山脉(Nagahills)，然后是亲敦江(ChindwinRiver)，接着是曼金山脉(ManginRange)。利多向东是帕特凯山(Patkai)，然后是胡康谷地(HukawngValley)，接着是孟拱山谷(MogaungValley)。胡康谷地实际上是一个较大的盆地，亲敦江的上游塔奈河(Tanai)从此经过。孟拱山谷狭长、险要，是个真正的山谷。胡康谷地顺亲敦江向南是个较小的盆地，叫大洛盆地(Taro Basin)。许多资料中所称的“野人山”不是确定的某座山，而是指缅甸西北人迹罕至的深山。
英军撤退得早，走英帕尔东南方向的大路。中国远征军则穿过了缅甸茂密的山岭、森林和众多的河流，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异常残酷的死亡之旅。5月3日，在畹町、八莫失守的当天，史迪威和罗卓英在温佐(Wuntho)见面，命令第5军从温佐、英多(Indaw)向西撤入印度。
一、史迪威、长官部撤退路线：5月4日史迪威和罗卓英从英多西撤；5日二人在班茂(Banmauk)分手，史迪威先走，罗卓英等候杜聿明；在曼西(Mansi)弃车入山；分别于12日、14日到达霍马林(Homalin)，由此坐船顺亲敦江而下，从唐都(Thaungdut)上岸；分别于20日、24日到达英帕尔。
二、新38师撤退路线：第5军北撤途中，新38师承担掩护任务。112团陈鸣人部守后方的温佐，113团刘放吾部守右翼的卡萨(Katha)。因陈鸣人部被敌包围，孙立人回师南下。然后拒绝杜聿明的命令，5月13日从温佐向西，经平勒布(Pinlebu)，18日在旁宾(Paungbyin)渡亲敦江，27日到达英帕尔南。温佐-旁宾线是远征军西撤印度最简捷的一条路线。
刘放吾部于5月11日撤离卡萨，6月1日从南先庆(Nawngsansaing))渡亲敦江，走的大抵是长官部撤退路线。8日他们到达英帕尔南，与师主力会合。除114团一营留腊戍外，新38师以比较完整的建制退到印度。
三、第5军军部和新22师撤退路线：5月7日杜聿明在温佐召开会议，不顾廖耀湘的反对，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从密支那回国。10日日军突破卡萨，北撤路线被切断，杜聿明决定曲线回国。这条规划的路线为：（1）走温佐、班茂、曼西，到亲敦江支流乌尤河(Uyu)；（2）然后溯河而上，到杭巴(Haungpa)；（3）再到胡康谷地的孟关(Maingkwan)；（4）翻越枯门岭(KumonRange)，经孙布拉蚌(Sumprabum)，到葡萄(Putao)；（5）最后向东翻越高黎贡山，达到云南福贡。
这条规划路线的一段有疑问，即杭巴到孟关的具体路线。一条从杭巴向东经隆肯(Lonkin)斜插入孟拱山谷，然后到孟关；另一条从杭巴向北经大洛盆地、胡康谷地到孟关。《军碑：一九四二》一书认为是第一条路线。[1]但是，这个观点有三个疑问：一、孟拱山谷离敌人相当近，有可能被敌人控制；二、杜聿明发给96师的电报称：“敌人已从卡萨过河，英多至孟拱通道被敌切断，军决定改向大洛、孟关前进，命你师即向孟关前进。”；[1]三、在实际行军过程中，走的是第二条路线。
杜聿明规划路线有三个致命的缺陷：路线特别长、路途特别险、两个要点可能被敌人切断。这两个要点是孟关和孙布拉蚌。杜聿明前期与史迪威因为涉及战略方针的不同，难以说清谁是谁非。但是，他在撤退过程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一）5月7日杜聿明在温佐制订了错误的行军路线；（2）23日在杭巴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可以孟关为总目标，或以塔曼堤(Tamanthi)、霍马林为次目标。”，[1]他不考虑更改线路进入印度；（3）23日在亲敦江边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不选择向南走塔曼堤，而继续向北经过大洛盆地和胡康谷地。
美军飞机在大洛盆地发现了第5军，从此一路空投各种物资。否则，第5军将全军覆没、死无葬身之地。经过胡康谷地西部边缘的新背洋(Shingbwiyang)，第5军于8月22日到达利多。
第5军全部兵力为42000人，其中战斗死伤7300人，撤退死伤14700人。撤退死伤人数是战斗死伤人数的二倍。用杜聿明自己的话说：真可谓“丧师辱国，罪无可恕。”[2]以上是杜聿明的说法，还有资料称撤退死伤人数是作战死伤人数的五倍。
四、96师撤退路线：96师师长余韶带领本师两个团和军炮兵团作为第5军前锋奉命攻打密支那。5月10日，杜聿明命令余韶从孟拱山谷撤退。当时密支那的驻军较少，96师有机会攻占。不过，战斗肯定会造成严重伤亡，而且国内主要通道已经被日军控制，这条路径虽然路程较短但也很困难。
96师主力的撤退路线为：从孟拱(Mogaung)经孟拱山谷到孟关，在孟关有英军留下的仓库，因此粮食得到了补充；翻越枯门岭经过孙布拉蚌，6月4日到达缅甸北部的世外桃源葡萄，此处有英国的小股驻军，并得到了美军飞机的空投物资；最后向东翻越高黎贡山，8月5日达到云南福贡。部队带着大炮走到葡萄，累死很多人。
96师副师长胡义宾率师部及一个团随杜聿明撤退，进入胡康谷地后向师主力靠拢。经过孟关，翻越枯门岭，在孙布拉蚌南遭日军伏击，胡义宾牺牲。余部在参谋长胡心愉的带领下，直接向东翻山回国。
五、200师撤退路线：驰援东线的200师孤悬敌后。4月29日，戴安澜在雷列姆(Loilem)附近收到两封电报。林蔚命令其向东方的景栋转移[④]，暂归甘丽初指挥；杜聿明命令他向西北的卡萨进发，与第5军会合。对杜聿明忠心耿耿的戴安澜放弃了阳关道，选择了独木桥。戴安澜再次展示了他非凡的勇气和愚忠。远征军中最具有战斗力的200师走上了不归路。在细胞(Hsipaw)-抹古(Mogok)公路，200师遭到伏击，戴安澜受重伤，后牺牲。200师主力从八莫、南坎间进入国境，一部经片马回国。[3]
六、其他部队：新28师三个团：82团守腊戍，83团守曼德勒，84团守二者之间的细胞等地。4月29日腊戍失守后，新28师师部和82团以及新29师沿滇缅公路后撤。84团向东北方向穿过滇缅公路回国。83团杨砺初部向缅西北移动，在胡康谷地与96师胡义宾率师部会合。第6军主力从缅甸东部的景栋(Kengtung)地区回国。新28师和新29师两支部队战斗力较差，一败涂地。
史迪威、长官部撤退路线（英多线）、新38师撤退路线（温佐线）是撤往印度比较适当的路线，其中温佐线最简捷。第5军撤退路线是杜聿明选择的一条错误路线，人数最多、损失最惨重。96师撤退路线很漫长，幸运的是中途得到接济。96师胡义宾部是远征军中撤退路线最长的一支部队。200师撤退路线是一条周围敌人最强大的路线。第6军主力、新28师主力和新29师撤退路线是坦途。
参考文献：
[1]王楚英.军碑:一九四二[M].北京:京华出版社,:218,214,222.
[2]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G]//杜聿明,宋希濂,等.远征印缅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8.
[3]黄志超.转战同古、棠吉和过野人山经过[G]//远征印缅抗战:212.
(甄鹏.中国驻缅甸远征军撤退路线考[Z/OL].(-01-15)[-01-15].中国选举与治理网:/NewsInfo.asp?NewsID=221339.)
[后记]本文随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关闭而消失，后发表于《共识网》。（甄鹏.中国驻缅甸远征军撤退路线考[Z/OL].(-12-17)[-12-17].共识网:/articles/history/xiandai/1217131561.html.）
[①] 我方指挥官是第6军军长甘丽初和暂55师师长陈勉吾。
[②] 本文采用的日期主要参考王楚英《军碑 一九四二》。
[③] 我方指挥官是参谋团团长林蔚、第66军军长张轸和新28师师长刘伯龙。
[④] 4月25日史迪威在皎克西(Kyaukse)会议上也持同样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