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乡立县两千多年，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1304年）、重建于清代的内乡县衙，历经元、明、清三代，民国时期仍然是县府治所。在这片东距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市区68公里的土地上，“为官斯土者不下千数百人”，其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者有之，选贤任能、兴学育才者有之，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者有之，尸位素餐、鱼肉百姓的更是不乏其人。一个小小的内乡县衙，也和封建王朝的旧中国一样，成为过去时代或盛世或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历史总被雨打风吹去，由于年代久远，见著旧志记载的官员虽寥寥无几，但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腐朽官府标志――“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却让中国的老百姓至今还耳熟能详。
章炳涛，字厚甫，浙江会稽县（今绍兴）人。在他上任内乡县前，正是清朝政府最腐败、国计民生最凋敝的时期，所以被毁坏的县衙经过22任知县，都是在县察院凑合着办公，从无人做过筹资修葺的打算。可有着土木工程建筑经验的“技术干部”章炳涛是个另类，他在下轿伊始，便于心里勾勒出一个在县衙原址重建一座办公机构的宏伟蓝图。
然而，建造一座规模宏大、且有北京故宫格局的县衙，是需要强大经济做后盾的。富有执政能力的章炳涛深懂其中道理，于是他并未急于动工，而是颁布新政发展生产，奖励垦荒劝民农桑，两年之间已初见成效。在具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之后，由章炳涛亲自设计、规划、监督的浩大工程才开始上马。这里流传着一个能充分体现知县专业技术高超的典故：某天在施工现场，章对着垒起丈余的照壁眯眼瞧瞧便说歪了。当时工程承包者是地方有名的匠人，对于县太爷的质疑很不服气，结果垂线一吊，偏出一韭菜叶宽的误差。这样工头就不得不当场下跪认错，匠人们也佩服之极，照壁迅即扒掉重垒。
因受县太爷章炳焘的影响，新建县衙占地2万多平方米，厅堂房舍260余间，整个建筑群融长江南北风格于一体，布局严谨，深邃森严。那么对于一个变幻无穷、规模宏大的工程，所需款项绝非小数。为了筹措资金，知县大人可谓绞尽脑汁，其中来钱最快、也最惹人争议的一招便是“赢捐输罚”。具体说就是凡有入衙打官司者，不问青红皂白，先给双方各打一顿40板杀威棒，然后判罢官司，输者刻意重罚，赢者劝其赞助。试想，败诉者受重责重罚那是倒了血霉，可胜诉者于森严大堂之上，凶神恶煞面前，刚刚挨了板子的屁股剧痛未消，铁腕知县又亲自动员捐款，哪个敢不诺诺连声？就是这样一种原、被告通吃或曰乱收费、乱罚款的项目，奠定了内乡县衙建筑的坚实基础。
章炳涛在内乡九年，纵然留下了“衙门口，朝南开，无钱你就别进来”的非议，但因勤于职守，廉洁奉公，所筹款项没有一分一厘装入私人腰包，卸任后一贫如洗两袖清风，所以深受当地人民拥戴，多有轶闻佳话留传。
内乡县衙建筑风格独特，整体布局严格按照清代地方官署规制，表现了“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狱房居南”的传统礼制思想。
现位于内乡县城东大街中段北侧的内乡县衙，既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最完好的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衙门、与国内第一座衙门博物馆，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和历史见证、和一座弥足珍贵的文史资料库。2000年10月，她与北京故宫、保定直隶总督府、山西霍州署被列入中国四大国际旅游专线，并享有“北有故宫、南有县衙”，“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的美誉。
从北京故宫到内乡县衙，座北面南的建筑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主要有中轴线上的照壁、宣化坊、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后花园，以及东西两侧副线上对称排列的县丞衙、主簿衙、典史衙、东西花厅、寅宾馆、膳馆、监狱、三班六房等。建筑群严格按照清代地方官署规制布局，自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这里利用县衙珍存的实物分42个展室，共5400平方米的面积以展示其丰富的衙门文化内涵。
县衙门前，对面隔街率先望见的是一字型建筑照壁。照壁正中绘一神话传说中形似麒麟的怪兽，其名曰“贪”（原字为反犬部首加个贪字），据说它力大无比贪婪成性，能够吞下金银财宝，尽管画面四周有“八宝”（磬、金锭、书画、犀角号、如意、宝葫芦、元宝、铜钱）灿烂，但它仍不满足，还要张着血盆大口妄吞天日，结果跌入悬崖粉身碎骨。照壁绘贪是明太祖朱元章的首创，目的是警戒官员要以贪为戒保持清廉。照壁对面的斗拱式牌坊，叫宣化坊，面南书“菊潭古治”四个大字，菊潭乃内乡旧称，意为古时治所；面北书“宣化”二字，即宣讲教化之义，旧时每月的初一、十五，知县都会在宣化坊下宣讲圣谕教化百姓，内容主要是康熙大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和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乡里等。
县衙大门面阔三间，两边八字形影壁，额枋正中是“内乡县署”方匾，东稍间置“喊冤鼓”一架，供老百姓击鼓鸣冤之用；西稍间立有上刻“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的两通石碑，警戒告状人不能诬陷良善和越级上诉。入门是百米甬道，中段连通“有仪可象”（表示县令可为民表率）的仪门，这是新官到任或迎接官员的地方，东西两侧设有常人出入的“生门”和处决囚犯的“死门”。其后中轴线上是大堂、二堂、三堂，均为面阔五间的单檐硬山式主体建筑。大堂是知县“明镜高悬”的办公地点，公案上有文房四宝、惊堂令签，两边列仪仗旗伞、肃牌刑具，前后设有“公生明”的戒石坊、诉讼跪石、格扇屏风；堂前自北向南，东为吏（管干部）、户（管民政）、礼（管教育），西为兵（管武装）、刑（公安、司法）、工（城建、水利），这“六房”是与中央政府“六部”相对应的县衙职能机构，和大堂、仪门形成外衙的第一进院落。二堂是知县预审案件和退思、小憩之所，与茶房、招房、厢房和宅门形成外衙的第二进院落。三堂是知县内邸，格局与前大相径庭，分接待室、起居室、花厅几部分，幽深静谧，花木葱荣。中轴线外，仪门东侧设置了三班院（皂班站堂行刑，壮班出力干活，快班专管缉捕）、衙神庙（供奉汉代名相萧何）和土地祠；大堂东南盖有典吏衙（也叫巡捕衙），西南盖有牢房20余间；二堂东西各有县丞衙和主薄衙跨院；三堂周围有账房（银局与税库）和后花园等。古制县府行政官员大约百人，吃皇粮的朝廷命官不过十余，在三班、六房工作的吏役均无品级，“吃陋规、收黑钱”（习以为常但不成文的规定）是衙门公开的秘密。综观全局，内乡县衙可谓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封建时代县级官署机构，在中外博物馆中享有很高声誉，被称作“华夏之最”、“中华独绝”和“天下第一衙”绝不为过。
“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各种形式、色彩缤纷的匾联，不仅对县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装饰作用，而且使建筑群生机盎然、意境深远。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员，都喜书匾联于官署的额枋楹柱，或标示名称、地理位置，或描绘山水、自然形胜，或申述政旨、箴戒自勉，或效法古贤、省身功过，内容丰富多彩，发人深思。下面择列举内乡县衙部分匾联，以窥斑见豹。
大门：“治菊潭，一柱擎天头势重；爱黎民，十年踏地脚跟牢”。上联意为治理菊潭的地方官，上受皇命重托下系百姓安乐，重任在肩如同一柱顶天；下联是说地方官要爱民如子，恪尽职守爱岗敬业，有在本职干上十年八年的决心才能政坛立足。重建内乡县衙的章炳焘，“交卸时太平无事”政绩卓著，其“历任九年”既保持了班子的相对稳定，又便于一个地方的有效治理，对于今天的干部使用依然有借鉴意义。
仪门：“依宛镇连丹陨商圣故里，接秦晋嘱荆襄郦邑菊源”。内乡县名始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源于秦代析县（今西峡县），而今内乡县境却是秦代郦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三十六郡，郡下析、郦二县逐代相沿，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改为中乡县，隋开皇三年因避文帝父杨忠之讳，改中乡为内乡，同时改郦县为菊潭县。到五代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菊潭并入内乡，金时又将淅川并入（明代1471年淅川恢复），直到元代因距南阳府太远才把治所迁入内乡。建国后又分出西峡县，基本恢复了两千年前原貌，所以内乡县名源于古析今指古郦，实属名存地移。此副对联，讲的就是内乡大方位的地理位置：东依镇平和历史名城南阳，西连丹江及湖北陨水，这是商圣范蠡的故乡；北接陕、山二省，站立高山可遥望荆州襄阳，那是郦县旧址与药用菊花的发源之地。
三堂：“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联是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内乡知县高以永所撰，寓意深刻振聋发聩，以质朴的语言表露出轻个人荣辱得失，重一官职责，视百姓为本的思想。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高度评价其对官与民、地方官与一地治理辩证关系的阐述，原政治局委员李铁映曾挥笔书录以为县衙留念，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罗干都对此联给予过极高评价。
比较经典的匾联，还有大堂：“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吏房：“选官擢吏贤而举；考政核绩廉以衡。”县丞衙大门：“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钱。”西账房：“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东花厅：“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至于光彩夺目、书法绝美的匾牌，除带有标志性的“内乡县署”、“明镜高悬”、“琴治堂”等外，如清康熙二十年李官桥等送的“爱民若子”匾，清光绪二十一年李文渊送的“执法如山”匾，清道光九年王道升等送的“恩及菊潭”匾等等，皆琳琅满院，高悬耀目。
“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这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林永匡于2000年10月25日的题词，一语道出了内乡县衙的份量。历史学家做过统计，清朝我国有上千座县衙，满腹经纶的县太爷们在自己的办公地点抒怀言志，留下最撼人肺腑和最令人玩味的，即在不同省份的衙署居然有多个楹联撞车，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所以，我们真得感谢公元1892年某天那顶忽忽悠悠的官轿，将钦加同知衔正五品官章炳涛从北京抬到了内乡，励精图治九载中用三年时间重建起内乡县衙。并以其唯一而独特的优势、珍贵的历史价值、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封建时代地方官衙完备的建筑规制和南北交融的建筑风格，成为中华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