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曾在去年出版的散文集《文章自在》序中提到，当前的各级升学作文考试，进一步将写文章美好、活泼以及思维的趣味完全抹杀。他对记者说，写文章是一个人有文字运用能力后表达的意见及思想，写文章应该是自愿和与时俱进的，而应试作文常常忽略了这件事。
张大春推算，一个孩子进入学校，从8岁到18岁，按每两周或一周一篇作文计算，如果长大后不以文章为生，大概一生也就写160至320篇作文。这数百篇作文，极少是由孩子自主命题或自发写作，而是不得不写。经过如此训练，他们自小就学会揣摩老师的命题深意、如何拿高分，甚至还有技术性判断。
在他观察中，两岸在面对应试作文这件事情有相似之处，但亦有不同感受。过去几十年，的作文考题从解读曾文正公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多多少少算是种进步”，但仍停留在“术”的范畴，难以提升自主思考的能力；一次与四中、附中的语文老师交流，意外听到他们“与教师不太一样的做法”——调动学生自主写作意愿、重视学生思维训练。“不过面对的老师都来自顶尖中学，他们可能在还是少数”。
张大春时常教人“写作”，当回忆何时认识到自己会写文章时，他说，大概在小学五六年级，学校老师为其争取到给出版社并“很有可能入选”的机会。根据老师意见交稿后，张大春发现文中有逻辑漏洞，更重要的是，按要求提交的作文“几乎不能说真话”。向老师提出修改请求后，张大春开始重新撰写文字。
从那时起，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写文章有细腻的且带性的逻辑思维能力。
“我虽然60岁了，离18岁已过了42年。但我总认为，离高中时代还没有太远。这并非指还年轻，而是指学习状态始终停留那个时候。”张大春透露，大学期间有五、六个学期都拿到学金，但所学并未深刻内化，“不断地写作，不断地找寻不同题材的写作方式，应该就是我在弥补少年时期学习的不够。”
近期的亲子类综艺节目《诗书中华》邀请张大春担任嘉宾。他告诉记者，“基础教育”在其看来显得尤为重要。
被问及最近写作计划时，张大春说，还没有开始写新作品的打算，一些旧作还需重新打磨。他透露，包括《大唐李白》的剩余两卷及《城邦团》的前、后传等都在持续创作中。
张大春还谈到当前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的情况。
“刚到的朋友，或许是的报道、或许是口耳相传的风闻，都说保留中华文化更好。”张大春具体解释，在其成长的阶段，大概有二三十年时间，对国学有一种“义无反顾”的热爱；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基于一些民粹的风潮，部分人出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他指出，这类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学校、家庭及社会教育上。举例而言，1997年，立法机构曾杯葛宜兰太平山神木的经费。有代表给出的搁置理由是，神木是根据其年份由同一时期的中国古圣先贤命名，而所谓“不是的志士仁人”。“古树的被，这件事情是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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