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家研究·陈晓明 | 孟繁华：我的朋友陈晓明-08-03当代作家评论
“我的朋友陈晓明”，这句式一看就是借用的，但我觉得很好。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句式不是我最先用的。据我有限的了解，孙绍振老师在《出语皆诗的民族》一文中就用了“我的朋友陈晓明先生”，那是在4月26日北大诗歌研究院采薇阁诗歌园开园典礼上的讲话。文章后来发在《福建文学》1期上。那是一个庄重、公开的场合。而且大家都知道孙绍振是陈晓明研究生时代的老师。孙老师称“我的朋友陈晓明”，我想与晓明做了中文系主任肯定没有关系，因为即便晓明做了更大的主任，他还是孙老师的学生。孙老师称“我的朋友陈晓明”自是孙老师的谦虚，当然是否还有他用这种方式提携他的学生以及未加掩饰的幽默也未可知。如果孙老师是幽默，我的确是认真的。陈晓明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我们个人友谊，这个句式都可称“非虚构”。我们有近30年的友谊，也曾一起在社科院文学所共事。然后又先后离开了那里。他到我的母校任教，直到做了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
陈晓明的学术影响，特别是在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他是一个早慧的人。他曾自述说：从19岁就开始读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伍盠甫的《西方文论选》，一边读一边做笔记。他无意中在图书馆里发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便抱了一摞回到房间，贴了一张纸条在门上：闲谈请勿超过10分钟。他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美学》，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一个学术青年的形象就这样站在了1978年代。我只知道陈晓明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却不知他理论的“童子功”早已练就。
有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对学术执拗的自我期许，陈晓明有现在的成就便在情理之中。作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几乎一出道就陷入一种巨大的争议中。孙绍振后来回忆说：1985年，他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刊《福建论坛》头条，9月，《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毁誉之声同时扑向陈晓明。时讲学于大陆的杜维明将此文视作中国大陆最早“反传统”的观点进行过批判，但学界更多表现出的却是欣喜和希望。孙老师说：“他的一些文章，那的确不是一般的研究生，甚至是当时的教授能够写得出来的。”“我当时就感到，自己对他的估计有些保守。”陈晓明自己也说：“在80年代中期，能够接受我的硕士论文的人竟然寥寥无几，因此，师友们的理解和鼓励，我迄今为止还铭心刻骨。”陈晓明的学术起点预示了他将处在学术风暴的中心。的确如此，几十年后我们看到，他是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引领者之一。他研究和批评的原创性，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
他得到学界广泛认同的著作《无边的挑战》，是研究中国先锋文学最重要的著作。前我曾评论说：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化曾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空场，虽然先锋文学气势如虹，但面对这陌生的文学新军，批评界却表达了无以言说的尴尬。先锋文学放弃了百年中国启蒙的主流话语，他们没有给定的、自我设定的文化目标，面对既有的语言秩序和文化范型，他们实施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无边的挑战”。但当时鲜有人能够解读他们，一些无论批评还是褒扬的文字大半不得要领。这一文学景观令陈晓明兴奋不已，他多年忍耐、等待并以求一逞的时机终于来临。这一著作对陈晓明来说重要无比。它奠定了陈晓明先锋文学首席批评家的地位。“陈后主”因此也传诵一时。对于先锋文学，陈晓明后来说：我是由衷喜欢那个时期的先锋小说，不是观念性的，也不是因为读了解构主义，可能是我对语言和文学形式感的天性喜爱所致。那时候读格非、苏童、余华，最喜欢的是格非的小说，读他的小说《迷舟》《褐色鸟群》，像回到精神的家园。所以，格非在我心目中仿佛永远停留在那个年代，那时会在心里把他看作我最亲密的朋友，因为他写出了我最理想的文学。我一度认为《风琴》是他最好的小说，向很多人推荐过。这部著作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他说：“我知道这本书凝结着我最初的敏感和激动，那种无边的理论想象，那种献祭式的思想热情。”“我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森林走向文学的旷野，遭遇‘先锋派’，几乎是一拍即合。”
后来，陈晓明陆续出版发表了《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不死的纯文学》《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等。这些著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高端成就的代表。《当代文学主潮》，是陈晓明的代表作之一。，我评论这部文学史著作时说：这部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有勇气去处理当代文学史中最大的难题，那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只有解释这一根本问题，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解释中国这60年的文学经验。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无疑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文化的开端，它开启了另一种现代性，那是中国本土的激进革命的现代性。文学由此要充当现代性前进道路的引导者，为激进现代性文化创建提供感性形象和认知的世界观基础。因此，他所描述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就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从激进革命的现代性叙事，到这种激进性的消退，再到现代性的转型。这就清理出一条既有内在性，又与世界现代性对话的文学史叙述的理论线索。基于这样的立场，陈晓明几乎重新解释了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开启的历史，给出了这种转变的历史地形图。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中，《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理论性是最为突出的。
，陈晓明出版了《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从1993年到，20多年过去之后，当年那个翩翩少年也已经两鬓飞雪，他面对文学时的激进与冲动也缓解了许多。特别是在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我们如何面对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学遗产和沉积物，可能是我们面对的更为切实的问题。经过八年的时间，陈晓明为我们呈现了他的这部著作。《众妙之门》虽然是文本细读，但是，作者并不是“执著于某一种流派的观念方法，也不是演绎某一类操作套路，而是回到文本，去接近文本最能激发阅读兴趣和想象力的那些关节，从而打开文本无限丰富广阔的天地”。李敬泽说：“20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于从晓明先生丰沛的理论思维获得启发。他如果仅仅是天马行空的理论家就好了，但问题是，他竟还是不避庖厨的批评家，把高深的理论锻造成了具有如丝的文本感受力的刀。由此，晓明先生使得以批评为业者——比如我——面对着艰巨的高度和难度。”这些评价，充分显示了陈晓明在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中的重要。
然而，让我们惊讶的是陈晓明的自我期许。他说：“我想做完系主任，任何外面的事情不接触，全力专注于自己的学术。某种意义上说，我想保持内心的真实，我的学术还没有真正开始。”他讲这话的时候是2月18日。但是，就在前，也就是4月左右，他就说过“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不会将晓明的这些表达当作一种修辞，我认为那是他的由衷之言——以他对学术的执著或迷恋，他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可是，可是他究竟什么时候才算开始呢？难道只有学术是他一生钟情的情人，让他苦恋不止吗？
独处中的晓明，应该是个很寂寞的人。他不打牌，不打麻将，不下围棋，也不吸烟喝酒，“闲谈不超过十分钟”。他好像没有什么业余生活，偶尔听说他游泳，迷恋福建茶，别的好像就没什么了。但和朋友在一起，他是一个极其有趣和好玩的人。他喋喋不休地聊天，夸张地讲各种笑话，分享各种野史趣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晓明、光炜、福民、清华、绍俊和我，请千里迢迢来北京的张燕玲吃饭。晓明要讲一个笑话给张燕玲听，还没讲他就开始笑，一直在笑，直到最后这个笑话也没有讲成。于是晓明讲笑话又成了一个笑话。晓明为人处世最大的特点就是周到、厚道。我记得一次在北大开一个著名作家的研讨会，会后不见了主办单位的人，被研讨的著名作家也称有事要离开。这时晓明毫不犹豫地招呼大家不要走，他要请大家吃饭。他说我们也好久没聚了，正好是个机会。还有一次开会，他事必躬亲，单单忘记了买酒。他急得火烧眉毛一样，不断地检讨。晓明是聪明无比的人，他也是一个厚道人。我说厚道人是最聪明的人。晓明就是这样的人。
后来晓明做了北大中文系主任，他对北大也是情有独钟。到北大五年时他曾写道：猛然间才意识到我来到北大已经整整五年了，又是春天，又是在一教上课。银杏树还没有绿，有一种早春的寂寥。说起来，我是喜欢这种寂寥的。即使看着一片浓绿，我欣喜的也只是那种辽阔而单纯的意境，平静、淡泊，却有一种定力。在淡蓝的天空下，银杏树让你觉得离现实很远，有一种倔强的历史定力。在这样的时候，我总觉得北大如此宽广，仿佛很深很远。也许那是因为历史的北大存活于书本中，存活于记忆中，有它的背景在起作用，北大校园里自然有一种深远、空旷与空灵。在这样的时候，我会在如此真切的现实氛围中，却如同与历史的北大有一种私语，仿佛是历史的神话般的北大应邀来访的客人。确实，很多大学没有历史，有历史也已经死去。只有北大总是有着不死的魂魄，而魂魄总是在别处，在别处召唤、吁请、嘱咐……这自是晓明的一种情怀。情怀这个词，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学界都已久违了。但真正的学人怎么会没有情怀呢，有情怀的人自有卓然不群的光芒。我真心地祝福晓明的学术道路走得更远，假如像他说的那样：他还没有开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