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帝熊心(?~公元前205年)是秦末汉初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义帝徙郴是涉及古郴州最为著名的历史事件,但相当部分的现代郴人对其却知之甚少。本文拟就通过文献典籍的记载来介绍义帝其人其事,并试图就义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及相关问题作初步探讨和考释,以其使郴人更好的了解及认识义帝熊心。
一、义帝熊心其人其事
义帝姓熊名心,是楚怀王熊槐之孙,公元前2楚亡后流落民间牧羊。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七月,陈胜、吴广于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起事反秦,夺取陈县后,遂立国号“张楚”,陈胜自称楚王。天下英雄响应,九月,楚人刘邦于沛县(今江苏沛县)起兵,自立沛公。同月,楚国名将项燕之后项梁、项羽叔侄起兵于会稽(今苏州),项梁自号武信君。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腊月,陈胜被秦将章邯击败,下落不明。同年夏六月,项梁获悉陈胜确已遇害的消息,遂召集刘邦等各路将领至薛县(今山东滕县)商议反秦大计。谋士范曾献策说:“陈胜败固当(理所当然)。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熊槐)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所以)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楚王后代)而自立,其势不长(不能长久)。今君(项氏叔侄)起江东,楚蜂起(蜂拥而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不复立楚之后也”(《史记·项羽本纪》)。项梁采纳范曾的建议,访楚王后裔怀王之孙熊心立为楚怀王,定都于盱台(今江苏盱眙)。熊心与其祖父谥号相同,以期承袭其威望,“从民所望也”。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秋九月,秦将章邯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县)击败楚军,项梁兵败丧命。此时,刘邦、项羽仍在攻打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而陈胜旧部吕臣驻守“张楚”旧都陈县(今河南淮阳),均位于定陶西南边,倘若秦军乘势南下,楚都盱台十分危险。刘邦、项羽为稳定军心,保卫怀王,急移师东归,并请怀王北上迁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吕臣也觉形势严峻,弃守陈县,投奔怀王,驻军彭城东,与驻彭城西项羽和驻砀郡(今安徽阳砀山)刘邦彼此形成犄角,互为声援。而秦将章邯“已破项梁,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楚正面军事压力暂时消退,怀王开始着手整顿楚国政局,并亲理楚国军政事务。
闰九月,“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即怀王将项羽、吕臣两支军队合并一处由自己直接统领。怀王开始掌统南方各路反秦义军,并积极策划伐秦灭秦总的战略布置。为提高反秦义军的积极性,怀王发布了著名政治宣言,与诸将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怀王破格提拔宋义为卿子冠军,确立自己亲信掌握兵权,令宋义率项羽、范曾、英布等将北上救赵。并同意刘邦收集项梁、陈胜余部西行攻秦。但项羽不愿北上救赵,更愿与刘邦西行入关。怀王认为“项羽为人剽悍,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没有答应项羽的请求,仍遣沛公西行攻秦。
汉王元年(前206年)初(冬十月),沛公刘邦“入破咸阳,平秦”。 两个月后(冬十二月),项羽于巨鹿大破秦军主力后拥兵四十万继刘邦入关,“诛秦王子婴,屠杀咸阳”。
秦亡,项羽因晚于刘邦入关,故使人还报怀王请求改变先前“先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怀王不允。项羽原本就怀王不肯遣他与沛公俱西入关有所怨恨,此时更为恼怒,怨曰“怀王者,吾家(项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怎么一个人主持约定)”(《汉书·高帝纪》)。 又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后裔)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项羽)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分地称王)”(《史记·项羽本纪》)。春一月,项羽佯尊怀王为义帝,“实则不用其命”。 春二月,项羽仿效旧制,大行分封王侯。并自立西楚霸王,将义帝都城彭城据为己有,借口“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迫义帝迁都于长沙郡郴县。郴县虽为楚南重镇,但怎比得上彭城繁华,义帝自然不肯移身迁都,仍居彭城。
义帝元年(前206年)夏四月,项羽欲还都彭城,便派遣将士催促义帝迁都郴县。义帝迫不得已离开彭城,踏上漫漫旅程,其左右群臣,依恋故土,怨声载道,未肯速徙。项羽大怒,暗令义帝途经之地的三王(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欲将义帝击杀于途中,未果。义帝元年、汉王二年(前205年)冬十月,英布遣将追杀至郴县,将义帝弑于郴城穷泉旁。郴人怜之,将义帝葬于城邑西南边的后山。
汉二年(前205年)三月,汉王刘邦统大军东渡黄河直指洛阳,途经新城(今河南商丘),遇三老董公,从而获知义帝死讯。汉王十分悲痛,令三军发丧,缟素三日,发檄文布告全国:“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史记·高帝本纪》)天下诸侯响应,汉王得各路大军,共计五十六万人,杀奔彭城,讨伐项羽,揭开三年楚汉之争的序幕。
公元前202年,刘邦灭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后,遣王陵、周勃、樊哙三侯至郴为义帝发丧。后人建祠庙以祀义帝,并在三侯所经过的永兴县立三侯祠以祀。
二、义帝熊心的历史作用
义帝熊心在群雄并起的秦汉之交时期,似乎只是一位伴随着大英雄刘邦、项羽的历史配角,常被人忽略。但只要仔细研究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义帝熊心由于历史机遇被推向历史舞台,虽昙花一现,但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有胆有识,是“天下贤主”,在各个历史时期内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1、楚义军的“共主”[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夏六月至秋九月,共四个月]。
项梁访熊心扶立为楚怀王,树立了一面反秦义军的旗帜,并为南方各路反秦楚军的“共主”,项梁自号武信君,独掌楚国大权,并任陈婴为上柱国,陪怀王都于远离前线的盱台。熊心在楚王的位置上,有效地团结了楚国各路反秦力量,并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是反秦势力壮大的重要原因。故苏轼评说:“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
2、伐秦灭秦的“统帅”[秦二世二年(前208年)闰九月—义帝元年、汉王元年(前206年)春一月,共十六个月]。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秋九月项梁战死后,怀王“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乘势获取了楚军实际统治权,主持楚国军政事务,并为天下盟主,伐秦灭秦的统帅,这是怀王政治地位及作用的鼎峰时期。怀王熊心有胆有识、诚信守约,用政上力行道义,扶宽抑暴。故苏轼赞论:“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之关,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宋义)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论范曾》)。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为伐秦主要战争时期,两支楚军捷报频传。随着项羽、刘邦势力壮大,“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怀王实际控制力日趋减少。但怀王作为统帅其伐秦灭秦的功劳是不容忽视的。
3、名义“皇帝”[义帝元年、汉王元年(前206年)春一月—义帝元年、汉王二年(前205年)冬十月,共十个月]。
怀王熊心不惧项羽仍坚持约定,拥兵自重的项羽由于对熊心新恨旧怨,在主持分封时“佯尊怀王为义帝,实则不用其命”(《史记·高祖本纪》)。义帝虽为中国历史上继始皇、二世之后的第三位皇帝,但只是各诸侯王之上的名义皇帝。此时,义帝除皇帝的名号仍具有较强道义影响力外,已无任何实际权力,仅为各诸侯争斗的利用工具。项羽深知自己与义帝已存芥蒂,不能也不肯挟义帝以令诸侯,但也惧怕义帝被他人利用,故迫义帝徙郴,使其居边陲之地,远离政治中心,以削弱其影响力。当义帝及随臣“稍倍叛之”,或者存在像苏轼在《论范曾》一文中分析的“非羽弑帝,则帝杀羽”的忧虑,项羽便采取下策,弑杀义帝于郴,丧失道义,失去了民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楚汉战争的结局。故司马迁于《史记·项羽本纪》中评道:“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历代持此观点者大有人在。宋李涂撰《文章精义》认为:项氏“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苏轼也曾评道:“项羽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清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评述:“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清末民初史学家蔡东藩一针见血地评论:“自羽弑义帝,为天下所不容,而汉乃得起而乘之”。
熊心称楚王两年,月有二十;称帝一年,月有十个月。显然,熊心是一位活跃于秦汉之交政治舞台上重量级的历史人物。源于《史记》未给义帝作纪传,又因后人认为义帝年幼,长期来,现代史学界一般对义帝的历史作用评价甚低,这种低估无疑会对秦亡及楚灭汉兴的历史成因产生偏差和误读。
三、义帝熊心相关问题考释
由于《史记》、《汉书》未给义帝单独作纪传,关于义帝熊心的记载仅散见于其它纪传及表中,语焉不详,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谜团,为了更好解读这段历史,特将其主要相关问题考释如下:
1、义帝熊心的年龄
熊心的生辰未见记载,只有“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义帝无后”寥寥数语散见于《史记》。因此,后人一般根据牧羊者身份,将义帝引申为牧童,如清李晚芳《读史管见》称熊心为“一牧羊儿耳”。清末民初文学家蔡东藩、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人也同样认定熊心为牧童。童,泛指未成年人。楚国亡于前2,距访立熊心为怀王(前208年)有十五年。《史记》中也没有流落于民间之说,似乎可解读为楚亡后熊心生于民间,其年龄小于15岁方为童。牧童天子,焉然有后。上述说法似乎有理,但仔细考释,其可信度令人质疑。
熊心其父,史籍没有任何记载。但我们可以通过考证熊心其父年龄来间接印证熊心的年龄。怀王熊槐于前296年薨于秦,就算是遗腹子,楚亡时,心父年龄最小都应是72岁。只有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才能使熊心为孩童:心父楚亡时没有丧命于战火之中,且流落民间数年后,还具有生殖能力和经济能力才能生下熊心。这样的偶然结果,其可信度大吗?根据怀王熊心后来的政治表现,我认为熊心生于楚宫中,作为王族世家子弟,受了较为正式的教育,楚亡后流落民间牧羊,访立怀王后,其年龄应已成年。这种可能其可信度应大于前者。
2、建正及纪年
“建正”是指古历法中决定将那一个月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即为正月)。我国现行的农历始于夏朝,故称夏历,俗称阴历。众所周知,农历一月即为正月,是年岁首,正月初一为春节(古称元旦),但殊不知,古历法的正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朝代变化而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建正”。《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由此可知: 夏朝的正月为一月,殷商正月为十二月,周朝正月为十一月。而秦始皇灭六国后,崇信“五行论”,认为周属“火”,秦为“水”,便“正以十月”,即将夏历冬十月为每年第一月。汉承秦制,汉初沿袭秦历,仍“正以十月”,直至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创“太初历”,方将夏历元月为正月,使用至今已有两千余年。这是解读义帝这段历史必须注意的。
纪年,是帝王在位年代的记录,采取哪位帝王年号纪年是帝王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的标志。秦灭六国后,其纪年统一用帝号。秦亡后,按理应采用义帝的年号纪年。但实际盟主项羽部分沿袭西周分封制和秦郡县制而采用了郡国并行政治体制,各诸侯国纪年不用帝号,而以诸侯王之年纪事。查《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其纪年既有义帝的年号同时也有各诸侯王的年号。义帝年号采用了“正以一月”的楚历,而汉王采用的是秦历。后人追溯这段历史,一般采用汉王年号纪事。根据上述考释,我认为叙述义帝历史,可采取义帝年号纪年,但历法则应采用秦历,以免造成混乱。
秦历以十月为正朔,每年起十月讫次年九月为一岁。熊心立为义帝时为一月,英布追杀义帝于郴时为十月,即义帝元年十月、汉王二年十月。显然义帝在位仅十个月,而不是一般郴人所理解那样是公元前206年一月至公元前205年十月共有二十二个月。
3、弑义帝
在《史记》中项羽弑义帝有多说。
第一说见《项羽本纪》:汉元年四月,项王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江特指长江)。《高祖本纪》也有近似的表述,只是地点为江南(秦汉江南特指长江中游南岸,即指今湖南及湖北南部)。
第二说见《黥布列传》:项氏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汉元年八月,布使将追杀之郴县。
第三说见《秦楚之际月表》:义帝元年十月、汉王二年十月,项羽灭义帝。
历史上影响最深的是英布追杀于郴之说,可能源自《汉书》只沿袭此说。班固撰写《汉书》时整理《史记》有关材料使之有序,已成公论。笔者以为,《史记》四说固然有所歧义,但其实以辩证统一观点来分析也就并行不悖。“义帝元年十月、汉王二年十月,项羽灭义帝”是结果,“汉元年四月,项王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江南)”及“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是项羽最初的设想计划,汉元年“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是实际过程。所以说班固撰写《汉书》时整理《史记》并参考有关材料肯定英布追杀于郴之说,不是没有理由的。
4,义帝墓及义帝祠。
虽然,义帝之死的史实令后人疑窦丛生,但义帝葬于郴县已成定论,并建祠庙以祀。郴县有义帝陵、祠最早见于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群》:“郴县有义帝冢,岁时常祠不绝。”刘宋郭仲产《湘州记》亦云:“郴县南有义帝庙,百姓祭之”。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郴,旧县也,桂阳郡治也,项羽迁义帝所筑也。县南有义帝冢,内有石虎,因呼为白虎郡。”唐《元和郡县志》载:“郴县。义帝祠,在县南一里,墓在县西一里。”由于《元和郡县志》作者元和宰相李吉甫之前曾任郴州刺史,其记载应是最完整及最准确的。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记及“今郴州有义帝冢及祠”。 宋《 方舆胜览》载:“义帝陵在今郴州城内明伦坊。”《 万历郴州志》云:“义帝祠在州学后。祠不知创始,按《郡志》宋绍兴间郡守刘颌新之。元皇庆郴县薄齐大有再修之,明正统知州袁均哲重建”《 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载:“义帝祠,旧在陵右。元至正年间,移置陵前。国朝乾隆十二年,矿商陈开业修葺之。”
依初步考古看来,郴州义帝陵极有可能为汉代衣冠冢,陵墓位置未曾移动。明朝在州学后,即今址。唐《元和郡县志》云“县西一里” 是准确的,但确切说应在郴城外西南,与衙城南门平行,故《水经注》云在县南,两说并行不悖。
义帝祠,又称义帝庙、义陵祠。郴州义帝祠庙几度废置,几度搬迁。唐及唐之前义帝祠在郴县南一里,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3年)由知州刘颌新置于义帝陵右,“义陵在郡之西,祠庭改创于宋之咸淳年间(1265~1275年)。”(元陈元明《义帝祠记》)。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义帝祠移置陵前,后几经修建,其位置基本稳定至今。
5,郴县为义帝之都的缘由
即便义帝之死有许多悬而未决的谜团,但郴县为义帝之都却是不争的史实。秦郴县是秦长沙郡的属县,但郴县却早于临湘(今长沙)成为帝王都城,属湖南第一都。名不见经传的郴县由此跃升为楚汉之交的政治中心,是纯属偶然,还是事出有因。
项羽徙义帝都江南郴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此话显然是托辞,其真实用意则是项羽惧怕义帝被他人利用,使其居边陲之地,远离政治中心,以削弱其影响力,但此话却是解答上述问题有力注脚。首先,我们从中可知义帝封地绝非只有郴县一邑,而应是“地方千里”,才符合“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的记载。秦三十六郡中有长沙郡、黔中郡两郡,秦末黔中郡并入长沙郡。《史记》、《汉书》中并没有出现长沙郡为项羽等十八王封地的记载,长沙郡应是义帝的王畿之地。但问题是“地方千里”的长沙郡为何独有郴县成为义帝之都。有人也许会认为是郴县位居上游的原由,而事实上郴县恰恰不位居江南湘、资、沅、澧、油五水上游,只不过位居湘水支流耒水上游而已。诚然,“居上游”是郴县为义帝之都的必要条件 ,但绝对不是郴县为义帝之都的必要充分条件。笔者认为,必须充分考虑秦末郴县的重要的历史地位方能合理解释。古郴县虽然不能与中原名邑相提并论,但它是历史悠久的战国楚南重镇,秦新道水陆交通枢纽,是内陆通往岭南的门户,是江南南部政治、经济、交通区域中心,这是被考古发现所多次证实的历史事实。正因如此,当项羽想削弱义帝的影响力时,远离政治中心但却是楚南重镇的郴县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原载《郴州风》笫3期,后收入《义帝历史价值暨义帝陵保护利用专家研讨会资料汇编》(,北湖区文化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