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对玉情有独钟，赋之深厚，使之绵延几千年经久不衰。这种极端的爱玉情结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现象。在研究中国古玉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战国和汉代的玉器。如果说史前玉器在治玉工艺上还显粗糙，纹饰造型较为抽象神秘；商周玉器多显小巧而程式化，大件器型不多的话，那么战国玉器随着铁质铊具代替青铜铊具，治玉工具逐渐改进，玉器制作开始走向变革，造型、纹饰渐为丰富、活泼，直至汉代可以说发展到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的一个高峰。
两汉玉器的艺术风格是多方面的。其造型、纹饰风格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大气磅礴、灵动飞扬。出现了许多以往难得一见的较大型器，并广泛见诸于陈设、日常、装饰，甚至丧葬用玉中。如陕西咸阳茂陵出土的四灵兽面纹玉铺首，长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比之先秦玉器更显大气、宏伟。
汉代不少玉器构图打破了传统的对称平衡，如河北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出廓乳钉纹玉璧(图1)，粗看似左右对称，细审则出廓之龙纹和螭龙纹均不相同，各自伸张有度，扭曲有势。不仅赋予玉器造型极强的灵动感，而且决无失衡之态。
南越王墓出土的经典之作——镂雕龙凤璧(图2)，龙矫健威武，凤灵巧婀娜，站在蛟龙伸出的前肢上，回首与之相对，游龙戏凤，含情脉脉。可以说汉玉中许多作品线条极富力度和动感，尤其是各种龙纹、风纹，螭纹的雕刻，其张力实足的肌肉轮廓，“s”形优美的体型，艺术性足以让后人叹为观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S”形曲线，虽源于先秦，但在两汉玉器造型及纹饰中大量出现，不仅龙纹、螭纹、凤纹以此造型，在器物的许多附饰中也多有体现。这种大量出现的S形图案，可能对后来易学太极图中阴阳鱼线条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太极图出现的时代，学界有多种看法，基本认为是道教以后的产物，可能出现于宋。但是太极S运动结构的存在应该早于太极图的存在，《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篹疏》，十三经清人注疏，卷八，系辞上第八，1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太极有阴阳、天地、男女、刚柔等多种寓意，大千世界变化均可用太极解释，S形运动可能不仅和《周易》所述的两仪有一定关系，更可能是早于《易经》出现的阴阳思想的直接产物。本人在对玉器的考察过程中，发现一种s形龙凤佩大量出现于战国、西汉时期，且常常为龙首凤尾(图3)。龙凤合体扭曲为s形，更像一阴一阳的代表，凤为阴，龙为阳。阴阳观念成为后来易学的主要观念，故可能玉器造型中“S”形龙凤佩对后世太极图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两汉陈设、装饰用玉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大多玉质优良，咸阳渭陵长寿宫遗址出土的玉辟邪还用和田白玉籽料雕琢而成，玉质温润细腻。此时，和田玉成为玉器加工材料的主角，并成为以后两千多年来玉器制作的主要材质。
汉代玉器的丰富多彩，造型的大气磅礴，纹饰的灵动飞舞，首先得益于治玉工具的进一步改良。在战国治玉技术的基础上，铁质工具的使用更为成熟，得心应手，工匠们熟练运用高浮雕、浅浮雕、多重镂雕、圆雕、线刻、掏膛、活环、镶嵌等各种技法，可以说极尽雕饰之能事，创造了大批精美的玉器，尽显奢华。安徽巢湖北山头西汉墓出土的朱雀踏虎衔环玉卮最具代表(图4)，在圆筒，深腹的卮身外，高浮雕、镂雕一朱雀踏虎衔活环，朱雀头伸出卮口沿，口衔绞丝活环，两羽翼向后舒卷，爪踏一虎。虎身姿矫健，张口怒吼，绞丝尾向上翻卷。另侧环耳上附饰一挺胸昂首的熊。两侧还高浮雕变形羽翅纹。卮身满饰勾连谷纹与连绵舒展的卷云纹。整体设计巧妙新颖，纹饰繁缛，集掏膛、活环、浮雕、圆雕、镂雕、阴刻等各种工艺于一身，体现了汉代玉雕的最局水平。
另外，两汉社会政治相对稳定，思想环境宽松。黄老无为、儒家贵玉、道家神仙长生观念、辟邪厌胜以及东汉弥漫的谶纬、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对玉器艺术的创作均有影响，但难得的是对玉器的创新并不多加限制，工匠琢玉时较少受到形式、纹饰的束缚，充分发挥着想象力和创造力。故而汉代出现了大批经典之作，在纹饰和造型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儒家玉德观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正式奠定了统治地位，“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以及许慎对玉“仁、义、智、勇、洁”五德的最后提炼，使两汉玉器的功能越来越多。爱玉、佩玉成为社会贵族阶层的时尚，从礼器到佩饰、日常用品、丧葬用玉、甚至互相馈赠的礼品都是玉器。但当时玉器的使用仅限于王侯贵族，价值很高，所以传说战国那块可以换十五座城池的“和氏璧”被秦始皇改为传国玺后，到了汉末魏晋时期仍然是国家权力的标志，成为各路诸侯都想争夺之物。这种强烈的等级性，使普通百姓不可能随便使用玉器。虽然宋元以后，玉器渐渐走向世俗化，但从古到今，玉属于阳春白雪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汉玉之美使后世推崇备至。宋代已出现仿汉玉之作，元代朱德润的《古玉图》中也认识到一些玉器为汉代玉器(朱德润著：《亦政堂重考古玉图》，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601页)。明清时期，出现了较多的仿汉玉作品，如明代青白玉錾耳夔凤纹带盖玉卮，清康熙时期的和田白玉鸡心佩(图5、图6)(苏天钧：《北京西郊小西天清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1期，第5058页)，其造型、纹饰显然是仿汉代玉卮和玉韘形佩而来(图7、图8)。
乾隆皇帝可能是最早重视古代玉器研究的帝王，所写涉及玉器的诗文就有八百多篇，并为许多古玉题铭题诗。他也是最早认识汉代玉器的一位皇帝，清代宫廷仿制汉玉的作品比比皆是，如宫中一件镂刻“长乐”的谷纹玉璧，乾隆定其为“汉玉长乐佩”(图9)(卢兆荫主编：《中国玉器全集·4·秦汉
南北朝》，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图266)。一件曾被定为魏晋作品的辟邪，乾隆认为是汉代玉器。这些认识据现在考古材料看是正确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乾隆甚至对先秦玉器也言必称汉玉，此风影响了许多后来的收藏鉴赏家。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许多研究玉器及玉器收藏的图谱和汇考之类的书籍，如瞿中溶的《奕载堂古玉图录》(瞿中溶著：《奕载堂古玉图录》，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479页)、吴大瀓的《古玉图考》(吴大瀓著：《古玉图考》，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616页)、端方的《陶斋古玉图》、刘子芬的《古玉考》、刘大同的《古玉辨》等等(《玉说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北京第1版)，在断代上也常常将先秦以前古玉识为汉玉。清代的许多仿古玉，其实是仿汉代玉器(图10、图11)，如乾隆时期制作的玉谷纹璧、“长宜子孙”玉佩(图12、图13)等(张广文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9月第1版，图126、127)。
什么是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
基本特征是各种文化大融合，美学风格还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它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
汉朝文化又称两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受到了东西方的现代文明人士崇拜和羡慕。但是两汉文化的形成较之中国上古时代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较晚的，形成基础则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从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的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汉朝文化主要内容及其基本要旨大致为：“无为而治”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龙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汉朝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代表着地方文化的区域特色。
扩展资料：
汉代的艺术活动，继承和发扬先秦多种形式艺术与技术的基础，造形意识从萌芽逐渐趋于成熟；西域与佛教外来艺术的传入，更丰富汉代绘画与雕刻的题材与技法，表现出极高的原创性? 。
无论陶兵马俑、歌舞俑还是画像石、画像砖，工匠懂得雕刻这些作品的人、神、兽。工匠除了用特殊的艺术手法塑造和描画古代著名人物、神仙妖魔和珍禽异兽，也能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生活中的达官贵人、文臣武将乃至工匠农夫。?
书法：汉代的主要书写文字为隶书，从泰代隶书发展而来。“隶书”又称“佐书 、“古隶 、“今隶”? 、“八分书” 。隶书具有以下特色：一、隶书的最大特点是由直线构成，它不像小篆由相互连接的圆转，有时又有逆向书写的线条组成，而是由散开而平直方折的笔画构成，凡逆笔都变为顺笔，书写起来不仅顺手，而且快速。
二、笔画难以呈现具体的形象，古文字象形的特质从此消失，而且形体多已不合六书原则。三、汉字发展至隶书已经彻底“符号化”。隶书对大、小篆加以省略、简化，结构单纯许多，就是做为日常生活书写工页，不啻为一大进步。
另外篆隶形成中国书法艺术主流，汉代时期，隶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隶书的出现奠定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书法。隶书经过两汉的发展后，又发展出另一种字体“楷书”，最后成熟于唐代。
百度百科-汉朝文化
汉代艺术的基本特征和美学风格是气势和古拙，是因为汉代艺术中，运动、力量、“气势”就是它的本质，并体现出“古拙”的外貌。
（一）“气势”是汉代艺术的本质。在汉代艺术中，运动、力量、“气势”，是它的本质。这种“气势”甚至经常表现为速度感。而所谓速度感，是以动荡而流逝的瞬间状态集中表现着运动加力量。在汉代艺术里，人物不是以其精神、心灵、个性或内在状态，而是以其事迹、行动，亦即其对世界的直接的外在关系，来表现他的存在价值的。汉代各种艺术形式中所描绘的激烈紧张的各种战斗，戏剧性的场面、故事，都是在一种快速运动和力量中以展现出磅礴的“气势”。在汉代艺术中，动物具有更多的野性，它们狂奔乱跑，活泼跳跃，远不是那么安静驯良，根本不像唐代那样尽管威武雄壮却静态伫立。同样，不管是神话幻想、历史故事或人物形象，虽然有时表面上也是静止形态，却仍然包含着内在的运动、力量的气势感。如著名的“马踏飞燕”，体现的是速度；“荆轲刺秦王”，匕首插入柱中的一瞬间，也是速度。正因为如此，行为、事迹、动态和戏剧性的情节才成为这里的主要题材和形象图景。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
（二）汉代艺术体现出“古拙”的外貌，使“气势”与“古拙”浑然一体。汉代艺术由于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构成了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汉代艺术形象外贸看来是是笨拙古老的，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等，但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古拙”反而构成这种气势美的不可分割的必要因素。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等，“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示出运动、力量的夸张需要。包括直线直角也是如此，它一点也不柔和，却恰恰增添了力量。“气势”与“古拙”，在汉代艺术中是浑然一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