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4月3日电 义乌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没有占用新的耕地，没有减少集体积累，却实现了村民富了，村集体富了，外来建设者也找到了出路。奥秘在哪儿？日前，一项浙江省教育厅青年学者资助项目“小商品城的发展与村组职能的变迁”为此进行了深度调研，专家提出，从“鸡毛换糖”到斐声中外的“义乌小商品城”，背后紧密联系着义乌村级组织的经济职能的变迁。村级组织综合经营村庄、经营土地、经营资源，产生了规模优势，极大地降低了村民单独行动的成本，取得了多赢效果。
一、从“鸡毛换糖”到一村一品、一街一市，村级组织发挥了作用
义乌人多地少、耕地贫瘠的状况由来已久，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小商品交易发源地的后乐村在村民遭受严重饥荒威胁时为“鸡毛换糖”类的活动变通地开具了“为生产队积肥”之类的介绍信，使原本偷偷摸摸的“鸡毛换糖”演变为小商品经营活动，迅速兴起了农民经商风气，个体商贩猛增到1982年初的4000余户，其中经营小百货的就有近3000户，从业人员达6000人。
从1983年到20世纪末这一阶段，由于集贸市场的迅速发展，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迁，村级组织的经济职能也在发生较大变迁。有些村能够把握住先机，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形成一村一品的产业布局；许多距离小商品城较近村街主动迎合小商品城拓展的间隙，兴起各类专业市场，形成依存一街一市的房东经济。
义亭白塘村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困农业村。1988年吴巧德堂兄弟俩加工建筑用涂胶点塑手套，打开了致富之门。村组织看到了这一行业具有带动全村人共同富裕的前景，盛情邀请吴巧德堂兄弟俩向广大村民传授涂胶点塑技术，并一直保持了建筑手套的加工技术和规模优势。如今白塘村的手套已经占有全国60%的市场份额，成为远近闻名的手套加工专业村。
二、义乌村级组织经济职能走过了一条由偏重经济发展、偏重个体农民富裕到促进社会综合发展、全面进步的变迁之路。
21世纪前，义乌始于模仿的创业活动随着小商品城的发展而不断铺开，许多村形成了诸如织袜、毛芋种植、针织市场等产业村、专业村，富了一方百姓。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引导，这样的专业村、产业村也逐渐暴露出诸如环保、治安、生态等一系列制约发展的矛盾和问题。
白塘村手套加工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村两委上任伊始积极向有关部门申请，将村内手套加工业统一搬迁到较远的荒山坡集中生产和废气排放，彻底解决了环保问题。其后，又投巨资处理污水排放、清淤池塘、绿化环境，形成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
佛堂楼村在旧村改造前已经连续8年没有审批过宅基地建设指标，为解决村里经济发展和村民建房用地之间的矛盾，村组织改变传统的“有天有地才算有家”的建房习惯，率先进行高层农舍楼建设，向空间要土地，有效地解决了土地约束矛盾。围绕市场建村又是村级组织经济职能发挥的一大特色。稠城兴中村、楼西塘村、竹佳里村等重新规划村落布局，着重培育服务软环境，绝大多数村民都进行房屋出租，每年的范围租金从旧村改造前的几千、几万上升到改造后的数十万，共同分享市场发展带来的幸福蛋糕。
三 村级组织学会了搭建共同富裕平台，村民富、村集体也富
在义乌政府实施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导引下，村级组织积极投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建设村落公共产品，培育集体经济，打造村民共同富裕平台，有力地推进了农村现代化建设。很多村短时间内实现了从村民穷、村集体更穷向村民富、村集体也富的转变。
义乌市村庄整治改造量大面广，组织资金和使用资金成为突出问题。江东青口村村组织于是经营村土地等稀缺资源，市场化运作解决资金约束和土地约束瓶颈。宅基地选位招标拍卖，山林、水塘、田地承包招标，建设工程招标，既解决了建设资金的问题，又解决了资金使用问题，还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另外，村级组织还创新金融手段，实行联户担保优惠贷款，解决村民建房资金问题。
紧挨着中国小商品城的保联东街两边，现在排列了上百家内衣专卖店，成了特色内衣专业街。在1992年前后，这里自发聚集的塑料制品店使得一部分房东得益不少，但1995年宾王市场开张，划行归市后保联东街店去街空。保联村组织决定主动招租，以维持房东的收益。经过一番努力，引进了100多户工艺饰品商贩，然而眼看3年租约到期，工艺饰品生意却没能景气起来，村组织吸取了前几次分散市场的教训，寻求市场空隙，探寻到内衣市场的商机，花力气摸清了整个内衣行业的情况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降低租价、吸引内衣商户们整体搬迁的方案，并动员地段较好的房东们从大局出发，为长远考虑，作出更大的让步，从而保持了专业街的长期兴旺，而房东们也获得了稳定而丰厚的租金收入。
四、不能满足小富即安，一富遮百丑，村组织要成为“解锁”人
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会在以后得到强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被锁定在低效的状态而不能自拔，没有形成既大又强的产业集群。据项目课题组调查，义亭杭畴村是一个典型样本。这个300户、1500人的村，针织袜厂达到180家，1992年袜机1000余台，被设为义乌的两个工业区之一。这是村级组织最初推广扶持冯忠斌织袜实践的效果。然而，这种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没有抓住机遇适时提升。当浪莎、梦娜、芬莉等依靠杭畴村起家的袜厂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品牌时，杭畴村的袜业却在原地踏步。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并非个别现象。专家建议，要提升专业村产业集群品位，增强综合竞争力。引导企业走产业集群整合重组之路，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逐步形成规模经济、创新能力、区域品牌等多方面优势，做大做强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培育竞争力。
专家在调研中还发现，诸如村官腐败问题，“城中村”的顽症、“村改居”的艰难，房东经济的负面效应，同类相聚产业集群内的恶性竞争等等，这些也是村级组织经济职能变迁要面临的问题。
随着村级组织经济职能的壮大，村干部在主管土地征用、租赁、转让、掌管财物、建设市场以及基建发包等职权的便利容易滋生腐败。仅义乌警方就受理村官犯罪达30起，其后村官犯罪势头还有上升趋势。专家提出，村一级要建立“两分开”制度，完善对村级组织行使经济职能的监督机制，把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职能和村级组织的行政职能分离开来，村集体资产的管理逐步过渡到公司制管理模式，通过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来从制度上割断村组织成员对经济利益侵害的纽带。
同时，要加强推进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在义乌这样经济富裕的县域，阻碍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在于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往往既能获得农村政策的好处，又能得到城市发展的边际效应，进城积极性不高。义乌很多农村集体资产非常宽裕，只要保持农村居民身份，每年的村集体分红收益就十分可观，而一旦丧失这种身份，便意味着丧失了这种丰厚的稳定收益，从而产生“城中村”的顽症、“村改居”的艰难。对这些问题，义乌一些村级组织市场化运作的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村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可以通过股份化的方式“拆股到人”，逐步使个人对份额内的资产拥有完全产权，股份持有不再与社区成员户籍挂钩，“股”随“人”走。这样做有利于集体经济转为股份公司，推进农民市民化，农民股民化。村级组织从直接的经营管理职能中脱离开来，回复到履行经济管理的监督（监事会）职能上来。
相关链接：
课题组研究人员介绍：
孙祥和，男，1970年生，江苏省东台市人，就职于浙江省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经济学博士，法律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史学。
陆俊杰，男，1982年生，江苏省吴江市人，就职于浙江省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金融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司治理、行为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