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5日，一封电报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上，蒋介石仅仅是扫过一眼之后，便大吼道：“一定要击沉它！”副官惊恐地将电报拿起 ，发现上面写着：“重庆号已投降！”
这艘中华民国最大的战舰，竟然在如此关键时刻背叛了蒋介石。难怪他会这么气急败坏。
那么重庆舰为何向解放军投降？它最终有没有被蒋介石击沉？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重庆舰的命运如何。
重庆号巡洋舰原本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曙光女神号巡洋舰，在二战当中这艘军舰曾经立下了赫赫战功。总共摧毁了一艘巡洋舰，十艘驱逐舰，同时还重创了九艘驱逐舰，可以说威名赫赫。
在二战之后，作为英国曾经征用中国船只的补偿，曙光女神号被赠予了中国，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绝对算得上一份大礼。
因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舰，因此这艘军舰改为“重庆号”，以战时的陪都来命名军舰。可以说重庆号获得了无上的荣耀，但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
蒋介石很快就撕毁了“和平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而就在1948年的7月，重庆号作为中华民国海军最强的军舰，北上开始支援。当时正在辽沈战役中陷入防守的国军，在此前，舰上的士兵们就对再度内战表现出了十足的厌恶。
而在支援辽沈战役的过程中，他们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的英勇无畏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堪一击，更是直接坚定了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决心。
再后来，重庆号又被调回长江，开始充当防止解放军渡江的江上武器库。不过此时蒋介石，还不知道自己的王牌军舰早已和自己离心离德。
早在重庆号返回国内的时候，舰长邓兆祥就与人民解放军有了接触。因为邓兆祥一直以来十分厌恶内战。因此在接触之后就有了进行起义的想法。而这次回防长江正是重庆号起义的大好机会。
不过重庆号刚刚返回长江口，就接到了盐湖松口逆长江而上，配合江阴第二舰队的调令。这一情况让舰上的起义兵官都不禁感到揪心。
因为军舰一旦驶入长江就必然会暴露在江阴和吴淞口两面炮灰之下，将会让起义变得十分困难。于是舰上的起义军当机立断，决定改变原本在海上航行中起义的计划。宣布立刻在停泊中起义。
1949年2月25日凌晨，停靠中的重庆号突然失去了与陆地上的全部联系。舰上的士兵切断了电话线，并控制了无线电台，正式开始了重庆号起义。因为起义过于仓促，所有成员都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将所有的炮弹的引线暴露在外，做好了一旦起义失败，就炸沉军舰的准备。
由于计划来得如此仓促，看到没有回头的余地，于是邓兆祥亲自制定了航线开始向北方航行。短短两个小时之后，重庆号就迅速驶出长江口。经过25个小时航行后，重庆号终于到达了烟台港，投靠到了解放军的麾下。毛主席和朱德元帅亲自给邓兆祥舰长送来了慰问电话：祝贺他们起义成功。
重庆号的起义，让蒋介石始料未及。气急败坏的蒋介石解除了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并派出B24战略轰炸机对重庆号进行连续不断地轰炸。在蒋介石决定对重庆号进行轰炸时，舰长邓兆祥刚好不在军舰上。
于是重庆号起义官兵只能自行进行阻击，虽然还击十分坚决，但面对连续投下来的重磅炸弹，重庆号舰艇还是严重损坏，已经失去了航行的能力。
为了能够保全重庆号，在拆除了舰上的重要设备之后。重庆号自沉葫芦岛。看着这艘中国最大的军舰沉向海里，所有人眼中都溢满了泪花。
在此后邓兆祥前往丹东海军学校担任学校校长，而重庆号的起义军官也成为了中国海军的第一批骨干。再后来新中国依然没有放弃抢救重庆号的机会。
195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重庆号打捞委员会，在这一年的5月重庆号被重新打捞出水。由于受损严重，虽然能够修复，花费时间长不说，还要要耗费巨额资金。
当时的中国并不富裕，在经历了长时间讨论以后，最终海军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重庆号暂缓修复，只进行简单的维护，作为上海打捞局的水上仓库使用。
到了1964年，这艘船又作为石油公司的海上宿舍，一直使用到九十年代才将其解体。重庆号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作为一艘军舰它并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没有在解放战争中展现自己强大的火力，而是作为宿舍过完了余生，确实令人惋惜。不过好在它舰上的海军幸存了下来，为中国海军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援，成为了中国海军梦的起点。
1982年5月4日,巴西海军“阿拉克里亚”号巡逻艇从海里捞起一个漂流瓶,瓶子里面的纸上写着：“‘海的英雄’号发生叛乱,船长被杀,请求救援！”
从瓶子里面拿出来的求救信上，还写着：我是二等驾驶员，一等驾驶员与船长相继被杀，我们在西经28度南纬22度，求情急来救援！
根据信中提供的海上方位，“阿拉克里亚”号海上巡逻艇迅速向出事海区赶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航行“阿拉克里亚”号终于发现了发生叛乱的“海的英雄”号。于是巡逻艇发射空炮弹迫其停驶，并派人登上该船解除了叛乱船员的武装，救出了二等驾驶员和两名被囚的船员。
“海的英雄”号船员对巴西海军巡逻艇如此迅速赶来，并成功制止了船上的叛乱感到十分的惊喜。当船员向艇上的副官比依拉中尉，询问怎么知道船上叛乱的消息时，中尉指着一旁的二等驾驶员说：“这是你们二等驾驶员放进海中的求援信的功劳。”
二等驾驶员亨滋听后惊异万分地说：“什么空瓶子?我并没有发出任何情报啊！而且叛乱是今天早晨才发生的，就是写了也不可能有这么快呀?”
听他这么一说，比依拉立即回身拿出了那封信给他看，“这难道不是您写的吗？船上还有几个二等驾驶员呢？”
亨滋看了看纸上写的字后说：“写得很对，但这并非我写的，你看我们被杀的船长叫莱恩斯云夫，我怎么会把他写成莱斯基呢。”
那到底是谁写了这张神秘的求援信呢？直到第二年，当“海的英雄”号船返回英国后，在对叛乱船员进行审判调查时，才终于弄清了这件震惊世界的惊奇巧合案，那张纸条确实不是“海的英雄”号船上二等驾驶员写的，甚至也不是在发生叛乱时写的。而这张纸条真正作者，是伦敦的一名小说作家约翰·巴米顿，而且是在前写成的。
原来，约翰·巴米顿在前完成了他的一部小说，小说的名字就叫“海的英雄”。小说写好后，约翰·巴米顿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奇妙宣传方式。他从书中摘出了一些精彩的片断分写在圣经纸上然后放进500个瓶子里扔进了大海。许多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打捞到这些瓶子，当他们看到这部小说的一些内容后，被书中的情节所吸收，纷纷到书店里去购买此书，后来竟有一个船商成了小说的崇拜者。他由此建造了那艘发生叛乱的船，并把这艘船取名“海的英雄”号。
巴西海军从海上打捞上来的这个瓶子就是作者放进海中500个瓶一个。在漂流了后，竟鬼使神差般地刚好帮助人们粉碎了海的英雄号船上的一起叛乱。
对这一巧合，整个科学界都为之轰动了。一些数学家认为可以用统计学的概率论来解释，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数学家对此还进行了计算，结论是这种巧合约在1中才有一次。
而瑞典的心理学家则认为巧合发生的频率要远远高于概率论的预测这是某种超自然力使用的结果，是一种"同步性”的现象，著名的物理学家截维对巧合现象进行了的研究。他认为，人和粒子一样可以相互影响，万事万物都以一种“蕴含法则”形式相互联系，不同的人在一定因素的感应下，会出现几率相周的一致。
而哲学家的观点更透彻他们认为：“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究竟巧合是怎么回事，现左很艰难找到一种一致的答案。”
1949年4月15日深夜，俞济时接到一封电报后大惊失色，他不敢耽搁，只得让侍从叫醒刚入睡的蒋介石。原来，“失踪”的伞兵三团有消息了，这支国军精锐部队起义了。
早在半个月前，这个伞兵三团奉命乘船南下去福建，但在出发后不久，就杳无音信了。到底是在海上遇到风浪沉没了？还是迷失航向开到别的地方去了？虽然国防部不断发出查询伞兵三团下落的函电，可是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伞兵三团的起义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因为这支部队被他视为嫡系中的嫡系。国军的伞兵部队，最初由杜聿明于1944年在昆明创建，划分为一、二、三团，隶属于陆军总部。伞兵部队的军官都是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合成兵种，具有空中快速机动和地面猛烈突击的作战能力，因而成为国军的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
对伞兵部队，蒋介石一直是视若珍宝的，从不轻易派出，不愿意让其受到太大的损失。但是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军精锐的基本损失，蒋介石不得不将伞兵部队由南京调往上海，以构筑最后的堡垒。
其中伞兵第三团驻防安亭、三林塘一带，担负沪宁线和沪杭线铁路警备任务。就在渡江战役前夕，蒋介石在上海专门召见了伞兵司令张绪滋和三个团长。按照惯例，团长一级的军官蒋介石是不召见的，但是因为伞兵部队的特殊性，所以蒋特意召见三个团长并训话。
伞兵三团的团长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该团的三个营长有两个是湖南邵阳人，团部军需、副官、文书以及直属连的军官不是刘农畯的亲戚就是他的同学或者同乡。所以，刘农畯在三团很有话语权。一开始，地下党想策反的是伞兵二团，因为伞兵部队的地下党大都集中在二团，但是二团团长赵位靖十分顽固，对部队的控制非常严，地下党一直没有找到发起起义的机会 。
刘农畯则比较开明，思想进步，后来地下党就将策反的重点从二团转移到了三团。经过联系和做工作，刘农畯同意起义。为使起义取得成功，成立了由刘农畯、周其昌、陈家懋、李贵田、孟虎等5人组成的“伞兵3团起义指挥部”，刘农畯任总指挥。
4月10日，刘农畯在团部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奉调南去福州。4月13日下午4时许，中字第102号坦克登陆艇运载着伞兵三团官兵离开了黄浦码头，驶出吴淞口。
刘农畯在他的房间里召开了营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刘农畯拿出假电报，告诉大家，国防部来电报要部队改开青岛。由于事出突然,几个营长思想都没有准备。这时，副团长姜键问了一声:“任务是什么?”
刘农畯回答说：“任务不明”。本来刘农畯在会场外面已经做了准备，如有变故，即行断然处置。但会议开得比较顺利，除了姜键之外，其他人没有异议，也就没有采取措施。当天下午6时许,登陆艇驶出长江口，向北航行。
14日下午4时，刘农畯在他的房间再次召开连长以上军官会议，他说:“解放军已派人来联系，欢迎我们举行起义去解放区，希望大家表态。”随后表决，绝大部分人同意起义。
1949年4月15日6时，登陆艇到达连云港外。刘农畯把全体排长和部分连以上干部集中到甲板上的大厅内，向他们讲清形势，宣布了起义的决定和政策，伞兵三团正式起义，2500多名官兵随后上案接受改编。
蒋介石看到这份电文后，大骂说：“哼，‘杳无音信’，原来跑到人家那边去了，好啊！”
站立在一旁的俞济时，此时也是忐忑不安。他看到自从蒋介石引退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起类似的事情了，如今又发生了伞兵三团事件，将来恐怕会更多。
这时，闻讯的蒋经国也走了进来，他看了看电文后，说：“父亲，用不着为这事气恼。我看这倒是一件好事。”
“什么，你说的什么？”蒋介石有些不解。
蒋经国说：“这批人去了也好，留在身边反而有危险。他们迟早要叛变的，今天不叛变，将来还是要叛变，所以迟去不如早去为好。”
俞济时也上来宽慰：“经国兄这话说得对，在我们内部，就有一批不纯分子，他们是埋伏着的定时炸弹，平时我们觉察不到，如今他们自己炸开了，有什么不好。”
蒋经国和俞济时倒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就在不久前（3月24日），97师师长王晏清带着师部直属队和部分官兵渡江后，参加了解放军。97师的前身是首都警卫师，有“御林军”之称，师长王晏清的起义让蒋介石暴怒的同时也感到了不安全，所以曾有将伞兵三团调来给他当警卫团的想法。
蒋介石焦虑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后，对俞济时说：“告诉国防部，把伞兵司令张绪滋撤换掉！对‘太康’号兵舰的全舰服役人员，也要仔细审查一遍。”
张绪滋很快就被撤了职、还被关了起来。好在张绪滋此人在国军将领中是难得的两袖清风之人，所以蒋经国对他比较同情，说情后让其免于一死，给了一个少将参议的闲职。
伞兵三团的上校副团长姜键等人，到了连云港后却要求回来，解放军本着“愿留则留，愿去则送”的原则，让姜键等人回去了。姜键在香港暂住了一段时间后，于1950年初去了台湾，但却被怀疑是“共谍”而被抓，不久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开启美国两百年国运。杰汉之争！
去过美国杰弗逊纪念馆的人，都会听说这么一句话：杰弗逊绝对是个伟大的人，但如果按他的想法来，美国就成一个农业国了，就像今天的阿根廷。
这话，美国和阿根廷差的可太大了，美国怎么能差点就成阿根廷了呢？
实际上这事涉及到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就是两条发展道路之争，一条道路以汉密尔顿为代表，一条以杰弗逊为代表，我们一些历史书上也管这叫做杰汉之争，时间就是在立宪之后，延续了差不多十年。
杰弗逊路线VS汉密尔顿路线
讲到杰汉之争，肯定要讲一下杰弗逊和汉密尔顿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重量级的开国元勋。
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宪法通过以后，他成为第一任美国国务卿。
汉密尔顿是参加了独立战争全过程的，当过华盛顿的副官，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
你看今天的美元纸币，两美元上的头像就是杰弗逊，十美元上面的就是汉密尔顿。
美国独立以后国内情况很糟糕，所以创制宪法，实行联邦制，合众为一。但联邦权力或者说中央权力有了以后，那这部分权力该怎么用才能快速度过难关呢？这里分歧就来了。
杰弗逊为代表的一派人认为，重点当然是农业。你想啊，美国的自然条件，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天然地有利于发展农业，所以从经济上说没有任何问题。当时美国390万人口，95%都是有自己耕地的农民，城市人口也就是5%，所以从政治基础考虑的话，发展农业当然有利于社会稳定，这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非常重要。
毫无疑问，杰弗逊这一派看到的是美国现有条件。
但汉密尔顿看的是美国的未来。
这个人没有受过任何金融或者经济方面的教育，但他在这方面特别有直觉和天分，做事情能够抓住关键。
他上台第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国债的事。这些国债还是独立战争时期的，因为欠的时间太长，很多持有人早就低价卖掉了，当时这些债券的市场价格已经只有原价的六分之一，甚至还有二十分之一的。
有人就提出来了，政府手里本来就缺钱，干脆按这个市场价格还就行。还有人，包括很有影响的开国元勋也站出来，说这些国债不能按原来的面值还，
为什么？因为道德原因。原来买国债的那些人是为了支持独立战争，但大多数国债早就不在这些人手里了，到哪里去了？被投机家用很低的价钱收购了。所以如果国家出钱按国债的面值偿还的话，只是让投机家趁机大赚一笔。
但是汉密尔顿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抓的是关键，看的是未来。
汉密尔顿就认为，让投机家还是让别的人获利根本没关系，关键是国债的偿还涉及到国家的信用，政府再没钱也要按面值来还。结果这把偿还以后，美国政府的公共信用一下子确立起来，经济和贸易迅速好转。
当然，建立国家信用只是汉密尔顿的第一步。他最核心的主张是要发展工商业特别是制造业。
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如果继续当农业国的话，那么美国始终只能接着依赖英国或法国这些欧洲国家。
1791年他向国会的递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是对美国工业化道路的一次宏大设计，从关税、到政府补贴，专利，产品检验，到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今天拿过来看都会觉得佩服的。
最终，汉密尔顿的主张占了上风，美国沿着工商立国的方向走了。
汉密尔顿的路线基本胜出，那杰弗逊的主张是不是被废掉了？
绝对不是。杰弗逊主张农业立国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观考虑。在他看来，汉密尔顿那种讲究效率的工商业路线会迅速带来财富和权力，但这些东西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是有很大冲击，而且会产生政治后果。
什么政治后果呢？那就是中央政府力推工商业发展，效率当然高，但势必造成中央权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地方的权力，个人的权力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民主和自由就有危险。
而搞农业立国，依靠自己有土地的农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套逻辑简化一下，就是国家富强固然重要，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更重要。
杰弗逊的这种担心也不是杞人忧天。
汉密尔顿的路线占上风后，联邦政府的强势风格确实越来越明显，认为给人民的权力太多了，要收回一些。
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任的时候，国会通过了四部压制人权的法案，其中最严苛的是《煽动罪法案》，禁止带有任何含有反对政府意图的集会和出版。当时抓了25个报纸编辑，其中包括开国元勋富兰克林的孙子。
这对美国人的冲击可是太大了，在英国国王统治下的殖民地时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在各个州，在民间有相当多的人支持杰弗逊。
杰汉之争的政治妥协
杰汉之争还有第二阶段。到1800年总统选举，杰弗逊当选总统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杰弗逊全盘翻过来了呢？也没有。
杰弗逊当上总统以后，把那四部法案当然全部废除了，但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他是有妥协和通盘考虑的，一方面强调农业，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汉密尔顿的部分主张，在第一年的总统国情咨文当中把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海业并称为四大支柱。
所以，讲杰汉之争，到这里才是最重要的可贵的一点。这与王安石变法、一条鞭法的现象就很不同。
1949年4月19日，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登上第二舰队的旗舰“惠安”号，给舰队司令林遵口授命令：“芜湖方面吃紧，你赶快上去督战，组织上游的舰艇，配合陆军阻击共军过江！”
国民党长江防守第二舰队司令官林遵，福建人，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林遵指挥的海防第二舰队有“惠安”、“吉安”、“营口”3艘护航驱逐舰；“安东”、“永绥”、“江犀”3艘炮舰以及其他两个炮艇队，后来桂永清又调来3艘“永”字号军舰驶进长江，划入该舰队。
林遵听完桂永清口述的命令后，为难地说：“‘惠安’舰主机出了故障，一时半时还修不好。”
桂永清脸色微微一变，说：“这个我知道，‘惠安’开不动，你也得去，乘“美盛”号舰到芜湖换乘‘永嘉’当指挥舰！”
林遵心情复杂，因为他已经和江北的解放军取得联系，正在筹划舰队起义，但是如果公然违抗桂永清的命令，那么一旦引起其警觉，则后果不可收拾。
于是，林遵又说：“既然情况紧急，那我就晚上走吧。”
桂永清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不是等到晚上，而是限你下午4点前就去。”
林遵看了看表，已经快到下午1点了，他向桂永清敬了个礼说：“总座，我坚决执行命令！”说完就离开“惠安”舰，带着他的参谋人员来到“美盛”舰。
“美盛”号，是一艘中型登陆舰，排水量900吨左右，上下两层甲板，可装载数百名步兵登陆。美盛”号少校舰长易元方，毕业于青岛海军学校毕业，他看到林遵来到他们舰，感到非常亲切，同时也意识到，这一趟出去一定是执行重要任务。他将林遵请进舰长室，向他报告现在舰上的情况。
林遵听了很满意，说：“从种种情况看，共军肯定会有大动作，说不定就在今晚渡江。今晚往上走可能同他们有接触，你告诉全体官兵，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开炮。”
经过一夜的航行，“美盛”舰于20日凌晨到达安徽芜湖，林遵又登上了“永嘉”舰。林遵在芜湖与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周旋两天后，于4月22日凌晨，乘坐“永嘉”舰返回南京。
到南京后，林遵径直走进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桂永清的办公室。桂永清看见林遵进来，马上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啊！你可来了。我等了好久了！国民政府已迁到广州，海军总部今天也要迁往广州。我马上就要飞去上海了，现在我把在南京的舰艇集中起来，交给你指挥。你务必于今日傍晚驶离南京，把舰队带到上海。这也是蒋总裁交代的任务！”
林遵说：“在南京的各种舰艇如此庞杂，情况悬殊，想全部都带到上海，实在是力所不能啦！啊。”
桂永清说：“那么，一些性能老旧的、负伤严重的舰艇，我授权你酌情处置，根据情况把他们沉没，其余的一定要在今晚离开南京去上海，不得延误。我将电请空军掩护你们冲过江阴。”
林遵仍然面带难色，停了一会儿，他对桂永清说：“舰队撤往上海，责任重大。我才疏学浅，实在难以单独承担此重任，恭请总座亲临舰队坐镇。”
桂永清愣了一愣，然后以严厉的口气说：“总裁有令，要我今晨即飞上海转奉化，共商大事，不宜在舰队耽搁，以免贻误战机。”
说完，桂永清又露出笑脸，看了一下在旁的海军总部参谋长周宪章、作战署署长王天池二人，对林遵说：“林遵司令，指挥若定，屡建奇功。这一次率舰队东下，定然不负重任，一定马到成功！待林司令到达上海时，我们当亲赴码头迎接，摆宴庆功。”
周宪章、王天池也陪着笑脸，顺着桂永清的意向，把林遵夸赞一番。之后，桂永清和众人踏着满地撕碎的公文纸片，一步一步走向就要封闭的总部大门。
刚走出总部大门，桂永清的副官吴家荀抢先两步，把停在门口的轿车门拉开，说了一声：“请！”只见桂永清一头钻进汽车，吴家荀也钻进去，随手“咚”的一声关上车门，对司机说道：“快！直开飞机场！”
周宪章、王天池、林遵等人，眼看桂永清的汽车向飞机场疾驰而去，你望我，我望你，三个人面面相觑，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三人只好无可奈何地散去。周宪章、王天池回到总部办公室收拾东西，准备马上离开南京，林遵则回到舰队上去了。
林遵回到“永嘉”号旗舰不多一会，突然接到桂永清派人送来的一封亲笔信：“着你率队于23日傍晚驶离南京。江阴炮台已于21日易手，已命空军轰炸，并派空军掩护你们下驶。你们务必于23日夜间离开此地，以免空军发生误会。”这最后一句“以免空军发生误会”，林遵非常清楚，这是桂永清对他的一种恫吓，意思是第二舰队如果不愿去上海，我就要用飞机来轰炸舰艇。
林遵看完信，立即命“永嘉”舰在南京笆斗山抛锚，并通知各舰艇到笆斗山集中待命，各舰长到“永嘉”舰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会议开始，林遵介绍了当前的情况，也把会见桂永清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他说：“目前情况是：江北仪征、三江营一带有共军强大的炮兵阵地；江阴要塞炮台已易手；‘营口’舰失踪，估计已投奔共军。我们要下驶上海，上述三关是很难过的。”
说完，林遵环顾了一下参会的众舰长，他清楚能否成功发起起义，这些舰长的意见将是决定性的。
1945年4月，英勇的苏联红军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将战线推进到了德国本土。此时，他们距离德国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只有20公里的路程了，拿下德国人心中的圣地只是时间问题。
为了保住柯尼斯堡，德军大本营也使出了浑身解数，竟然向即将被围的柯尼斯堡划拨了70节满载的油罐车，这可是天大的恩赐啊！要知道，1945年的德国石油储备已经到了红线处，当时即便是政府要员的座驾每月也要严格审批汽油使用额度。
此时此刻，为了驻扎在柯尼斯堡的三个精锐德军装甲师，后勤保障部门还是拼尽了全力。当这70节油罐车冒着被空袭的危险到达目标火车站后，苏军已经对柯尼斯堡形成了包围，当时这个城市只有靠近波罗的海的一侧还在德军手里。
当时，驻扎在柯尼斯堡的最高指挥官是莱因哈特将军，他觉得如果这些宝贵的汽油落入苏军手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可当时所有通向外界的铁路线路已经被苏军切断，焦急的莱因哈特苦思冥想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个时候一个工兵指挥官提出，如果这些油罐是完全密封的，应该趁着夜色立即将油罐车开到附近的港口，然后将油罐推到海里，由海军的拖船或者布雷舰拖回本土。听到这个建议，莱因哈特和自己的副官面面相觑，可是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冒险试一试。
为此，德军工兵派出一个团立即改造柯尼斯堡最近港口的铁路设施，在忙活了一天一夜之后，第一个密封的油罐被推到了海里，经过实验密封的油罐确实可以漂浮在海中。德国海军立即行动派出了拖船，将工兵连接的五节油罐挂到了拖船后面，在经过175海里的夜间航行后到达了皮劳（柯尼斯堡以西的一个小港口）。
这些油罐到达后方的港口后，经查验完好无损可以立即使用。经过夜复一夜匆忙偷运，大部分油罐顺利的抵达了后方，而部分油罐由于海浪过于凶猛，被打坏或者被冲走。总之这次天方夜谭般的偷运计划，还是为德军挽回了不少损失。
这次抢运汽油成功，也让那位德军工兵指挥官立了大功。为此，莱因哈特直接将他晋升为中校，而此前他刚刚被提拔为少校。除此之外，这位幸运的军官还获得了一枚铁十字勋章，从这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德军军官的应变能力确实可以。
当然，这次行动之所以能成功，也跟德国工兵的实战能力挂钩，他们经过一天一夜忙碌，竟然修建一条通向海边的简易支线铁路，尽管这条铁路只有短短的五公里（拆掉前面的铁路，补到后面的铁路），可还是为这次行动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
李准（1871～1936），四川省邻水县人，其父李征庸曾任南海县令，因此李准17岁时随父到广东，两次科举失败后进政府当提调（类似现在的临时工），1902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赏识，由文入武，任广东巡防营统领，兼巡各江水师。因剿灭海盗有功，于1905年任广东水师提督。
1907年，李准为国家干了一件大事：英国侵略者多次窜入南海非法测量，清庭抗议无果。于是李准亲率船舰巡视西沙诸岛，先到永兴岛鸣炮、升大清黄龙旗，并刻石立碑，书“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同年，李准巡视经东沙群岛时，发现日本人私自侵入东沙岛，掠夺资源、修筑设施，经向日本领事抗议，日本人退出东沙岛。
1908年，中国海关安排在西沙群岛建立灯塔，以利航行。
1909年，李准率官兵170余人，乘“伏波”、“琛航”二舰前往西沙查勘，探明并命名岛屿15座，升旗鸣炮，宣告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李准回广州后奏请朝廷开发西沙，清政府于19决定“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维持，以重领土而保主权”。19广东省政府宣布把西沙、南沙群岛划归海南岛崖县管辖。
李准给西沙群岛的命名直接直观直白，皆依军舰、物产及同行诸人籍贯，比如伏波岛（伏波舰），甘泉岛（掘地得淡水），琛航岛（琛航舰），邻水岛（李准，川邻水），霍邱岛（皖霍邱），归安岛（浙归安），乌程岛（浙乌程），宁波岛（浙宁波），新会岛（粤新会），华阳岛（川华阳），阳湖岛（苏阳湖），休宁岛（皖休甯），番禺岛（粤番禺），丰润岛（直隶丰润）。此外还有一个李准滩。
李准巡视南沙、勘界定疆，为解决领土争端，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并整理了翔实的证据。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国侵占西沙群岛，李准在报上发表自己当年任广东水师提督时几次视察南海岛屿的报告书，重申西沙、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以铁的事实证明西沙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并提及李准勘察西沙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1980年1月30日发布的《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等文件内还曾引用李准的《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
所以李准结结实实为国家立了大功。而作为清廷的悍将，他的负面的行为是率部大力镇压起义，包括1902年广州洪全福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和广西钦廉起义、19广州新军起义等，还有孚琦被刺不久后的19广州黄花岗起义。
由于多次镇压革命党起义，李准深为革命党所恨，屡遭刺杀，先后两次受重伤。后见革命势力日益强大，加之遭到两广总督张鸣岐猜忌，李准遂于19宣布反正起义，他还派员说服惠州的清廷陆路提督秦炳直开城投降。加速了广州的光复进程，得到了民国广东都督胡汉民的高度评价。
19，李准奉袁世凯电召到北京任高等军事顾问，封直威将军。
19任混成模范团副官。
19借赴粤和解各独立军矛盾之机，离袁去港、次年定居天津，二十年后去世。
晚年的李准以研习书法、撰写剧本度日，并成为书法名家，天津《大公报》刊头就是李准所题——
李准算是文武双全了。
李准于民国25年（1936年）卒于天津，年66岁。在出生地柑子，后人修建了李准公墓，成为四川邻水有名的历史文化遗产。
李准有一印“上马击贼，下马作露布”（露布指捷报），概括了其文武全才、百战百胜的经历。李准是一个武人书法家、武而能文，弃武而文。惊涛骇浪的经历，大起大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早期靠能力上位，其间为清廷尽力，恪尽职守；晚期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得以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