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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叹世(一):在那个时代,他一点也不冬烘
诗词散文之类,从来都是士大夫表达自我的工具,这类文学样式,几乎被他们垄断为这个社会阶层的心灵拐杖。即便是在一些所谓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里——这类被我们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我们看到的,仍是士大夫的道德情怀,是他们的眼光,他们的判断,是他们在秉持着传统中的正义对社会问题发言。我们看到他们施予的同情,却看不到被同情者的心灵与感受。
不可否认的是,在唐诗宋词的高度繁荣与巨大成就的背后,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却被遮蔽了。我们在唐诗宋词中看到的,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生活与情怀,我们没有看到的,是那个时代普通大众的精神与生活。
虽然唐诗宋词的作者面极广,甚至有不少出身下层,但整体而言,《全唐诗》与《全宋词》所表达的,仍然只是那个时代占人口总数较少的士大夫阶层的情感、理智与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遗憾。
但在明代,这个情况有了改变。我们不仅可以读高启的诗,读归有光的散文,读公安三袁、张岱的小品文及随笔,以此了解这些士大夫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我们还能深入到那个时代一般民众的生活中,那个时代最深厚最基部的东西被我们发觉了,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一般人的生活与灵魂——这全是因为有了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虽然他们的这些称之为“话本”的短篇小说往往取材于前代,但我相信,其基本生活状貌与喜怒哀乐,定是明代的,或者是与明代相同的。
“三言”的编纂者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乃是一个思想上特立独行的人物,其出身也是士大夫之家,书香门第,并且自身也颇有才情:“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苏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但科举上甚不得意,五十七岁时(崇祯三年)才选为贡生。清兵入关,他刊印传达抗战消息的小册子散布,唐王即位于福建时,被任命为寿宁县知县。明亡,他亦死,有人认为他是殉难而死,有人认为他是忧愤而死。
他是一个思想上和出处行为上的大英豪,乃是由于他出身于士大夫阶层而无士大夫气,明于经学而又无经师味。他蔑视礼教,亵渎圣贤,肯定人欲,提倡“情教”,倡立女权,反对婚姻包办及男尊女卑。
以上任何一点,都可以证明他的独特与勇气,更何况他几乎在所有“原则”问题上都与传统反对,都与时代反对。他是有自己思想体系和行为准则的思想巨子啊!
在文学上,他是诗人,并有《七乐斋稿》,但却“善为启颜之辞,间入打油之调,不得为诗家”(朱彝尊《明诗综》卷七十一)。这“打油调”就不是士大夫的正经面孔了,就不是正经的“诗家”了。
他“擅词曲,有《双雄记传奇》,又刻《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颇为当时所称。其中之《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皆己作;亦嗜小说,既补《平妖传》,复纂三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擅词曲”“嗜小说”倒是他的真兴趣,他“不得为诗家”,是因为他无诗情,他只有俗情。
我们看他在“三言”众多故事中大量插引诗词,但却毫无士大夫情调,他喜欢的那些诗,都是慨叹世道人心的,直白而俗,并不见什么“意境”。由此也可见他对诗词的鉴赏,其眼光,其趣味,也是俗人的。他还劝“沈德符以《金瓶梅》钞付书坊板印”(《中国小说史略》)。可见他颇有商业头脑,在那个时代,他一点也不冬烘。
他对民间文学的突出的兴趣,在士大夫中颇为罕见。除了上述他的作品外,他还纂辑文言小说及笔记《情史》《古今谭概》《智囊》和散曲选集《太霞新奏》,收录编印民歌《桂枝儿》《山歌》等,这是多大的成绩?心血固不待言,这需要多大多恒久的兴趣、爱好来支撑?中国文学史上,像这样功勋卓著的人物,并不多见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