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考公务员的那一刻，张晨觉得自己的“新闻理想”破灭了。
张晨当年是带着文科班第一名的成绩来读的新闻系。当时“新闻理想”这东西还非常流行。大学期间她马不停蹄地辗转于一家又一家媒体。但随着实习证明一张张摞起，张晨的疑惑与不安也一点点累积。见过了熬夜剪片、疯狂码字、不断脑暴的工作常态，张晨第一次发出了“发量不适合干媒体”的哀叹。马上就要毕业了，曾经靠着热情和执着驱赶走的怀疑，像个小野兽，寻着路子直窜进心里。
偏偏这时候，家人又一次对她说：“考公务员吧，一个女孩子，回家来找个稳稳当当地工作多好。你看那些搞媒体的、那些记者，多辛苦多累，跑东跑西的，又赚不到几个钱。你这是何必？”
放到两年前，张晨听到这些话，绝对会“原地爆炸”：“新闻理想是能用钱来衡量的吗？庸俗！喝茶看报的日子有什么好过的！”
“公务员”在张晨眼里，曾经约等于“喝茶看报”。“年纪轻轻地干什么不好？考什么公务员？”她想起自己对付苦口婆心的“劝考者”时那一脸的不屑，仿佛对方是劝她去犯罪。
但这一次，张晨迟疑了。她居然没有反驳，因为在心里面她不得不承认，家人的说法也是部分的客观现实。
读完研究生之后，张晨觉得自己并没有年纪上的优势了。实习单位里的00后一个个网络热梗抓得门儿清，标题起得跟开玩笑似的，偏偏就能引来几万加的阅读量。自己坚守着学校教的那一套，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张晨的无力与焦灼与日俱增，而“媒体寒冬”的论调却从来没有歇停过。
认识了刘梦之后，张晨才知道，自己的意难平，是他人心心念念了好几年的白月光。
考公务员几乎成了刘梦的一个执念。考了好几次，唯一一次进了面试，还是被刷了。当然，公务员也并不是刘梦最初的选择。
大学毕业后，刘梦意气风发地去了北京。经过国贸、三里屯这些地方的时候，她也忍不住勾勒出自己一幅都市丽人或者职场精英的样子。一般做这种梦的人很快就会被现实嘲笑，尤其在北京，嘲笑声的音量可能会更大一点。“工作两个月，准点下班的次数一只手数的清。下了班也要时刻盯着微信，生怕有人在群里@你。周末对接工作是常有的事情，时时刻刻被工作牵制，谁能愉快的起来？”刘梦说起过去的工作，表情咬牙切齿。
那时她还年轻稚嫩，尚能靠着一个残破的职场精英梦撑着自己。直到一天，她穿着高跟鞋，在上班路上一边走一边对接工作，突然脚一崴，以非常狼狈的姿势倒在主干道上。她费力地爬起来，来不及哭。因为短短几分钟里，工作群已经有好几条@她的消息。
刘梦一瘸一拐地到了公司，她的领导已经坐在工位上了。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北京摸爬滚打了十多年，最近终于在通州买了一套小房子，同样也每天要加班到十点。刘梦看着她，仿佛看到了十年后的自己，脑袋里突然蹦出来一句：“不值得”。
“我其实并不喜欢那个工作，和去餐厅刷盘子没有区别，都是为了拿钱糊口而已。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选择更轻松稳定的工作？”刘梦问过她的大学室友，一个考了两次终于上岸的公务员。“人家现在朝九晚五，工作稳定又轻松，马上就考虑结婚了。”刘梦心里一酸，她也26了，依旧像一块浮萍。
她终于承认安稳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纠结了一阵，她辞了职，回了老家，找了一份不需要太多精力的差事，一边养着自己，一边准备考试。从上一次的失败中复活过来后，今年她花了好几万报了一个全程培训班。“在北京攒下的这么点钱，全投进来了，就当是给自己的一次投资吧。年纪这么大了，没有失败机会了。”
9月初，秋招已经开始了。回到学校的张晨一边投了几个简历，一边继续准备考公。她突然发现图书馆十个人里九个在准备考公务员，每个人都低着头奋笔疾书，像极了当年准备高考的样子；甚至听说隔壁宿舍有人6点就去图书馆，一直学到闭馆才回来；路上遇到同学碰面的场景，别人打招呼的方式都变成“你行测复习到哪了？”、“你书看得怎么样了？”……张晨有点慌了，她从来没想过原来考公务员是件竞争这么激烈的事情。
“仿佛一夜之间，公务员代表的那种安稳成为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张晨为此很疑惑。在新闻学院，她周围很少有人的首选是媒体。“大家要么去给钱多的大厂，要么就是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之类的，似乎选择就在钱和稳之间。”
张晨的疑惑被刘梦揶揄了。刘梦毫不客气地问：“你自己不也这么选的么？”但她理解，这就是大学时候的自己，她想以过来人的姿态劝张晨好好备考，但也从心底里希望，也许张晨能够在现实和安稳之间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两人最近一次聊起这个话题，张晨已经完全接受了“考公务员”这件事情。出生于一个公职家庭，张晨第一次仔细地打量了父母的生活状态。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尽管职位不高，但终究也是个能有作为的地方。“相比互联网大厂，公务员确实算性价比很高的工作了。”
刘梦说，对于平凡人而言，平平稳稳地工作，能够体面一点地生活，还能有一定的保障，就挺好了。至于职场精英梦，就在她摔倒在马路上的那个瞬间，一起摔碎了。
残酷事实：90%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正在过着低配的人生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城际之间的发展差距也日益显现出来。在中国，这种表现尤其明显。媒体和人们往往以“X线城市”来划分一座城市的经济实力以及发展潜能。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在那些规模比较大的城市进行打拼，这样的城市发展前景比较好，但是竞争压力也异常激烈。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物质需求恰恰是个体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最基本需求。最为终极的、也最难以达成的需求恰恰是个体在精神层面以及内心情感层面上，对于自己的满足。
放眼那些在大城市辛苦打拼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十分优秀的。
首先，在学历上，既然能够在大城市找到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的工作，那么其毕业院校往往也是比较出众的。
来自现实生活的“毒打”
然而现在的时代早就不同于之前了，一个好的毕业院校和一份文凭远不能保证一个顺利的职业生涯。相反，对于这些刚刚走出校园的学生而言，生活还有很多问题要去解决。
因为对于很多学生而言，他们还是比较稚嫩的，并且在学校当中学到的知识往往都是关于自己专业的，相对而言比较专门，有的专业甚至比较冷门。
很多学生会天真地认为，社会上总是存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
然而，往往当他们走出校园，走入社会才会发现，自己的专业在社会当中可能“一文不值”，在应聘时，对方甚至根本不关心这些。除此之外，就连生活本身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我们知道，学生们往往都还没有经济独立，所以生活在校园当中往往生活成本都比较低，衣食住行都有学校专门的单位可以供其选择。
但是当他们走入社会，他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花销的。
每天只要一起床，往往就是“黄金万两”。
很多之前在校园当中都难以想象得到的开销会在毕业之后纷至沓来：最基础的房租、饮食与衣装、水电费与交通费……种种突如其来的开销会让他们感到难以招架。
再加上此时的工资往往不足，所以经济上往往十分窘迫。
这些生活当中的困难都是可以预见的，并且几乎所有人都很少会经历这种难以预料以及手足无措。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当中，“读书”以及“文化”始终是人们赖以追求的一种目标，从古至今，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学识的人总是令许多人尊重的，很多家庭也认为让孩子拥有丰富的知识才是最应该去做的。
甚至很多人古代文人一生都在追求这些。
这种传统也延续到了今天。但是在人口日益增长的今天，想要拥有更高的学识，往往只能以学历和毕业院校来衡量了，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一种“变味”，但是这种转变也不无道理。
但是仅仅是一纸文凭，其实并不能帮助你在社会当中取得什么过人的荣誉，这只是一块敲门砖而已。
生活与工作最终还是要考察对于问题的解决能力、快速适应和成长的能力、抗压以及发挥自己长处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难以从学历上直接体现出来的。
洪流之中的不懈坚守
在数十年之前，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还不像今天这么高，所以在当时能够上大学的“大学生”几乎都是人中龙凤，因为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然而随着我们国家实力的增长，高等教育水平也随之增长了。
很多高校都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发展壮大，人们发现，想要上大学似乎不再像之前那样困难了，于是“大学生”这一称谓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充满敬意，而只是表明身份的一种称呼罢了。
甚至在竞争大幅增长的今天，一些大城市当中，身为名牌大学生的你会发现，自己在求职时并无任何优势地位可言。
这种情况令人感到扼腕叹息。
社会的发展就像是滚滚向前的洪流，在这种洪流之中的坚守并不能以简单的对错去评判，也许他们只是有些不切实际罢了。
#郑州头条# 究竟发生了什么巨变，让我们看不到大街小巷看报纸的人。前，在郑州的三大都市报纸:《大河报》、《东方今报》、《郑州晚报》都有各自发行站和发行队伍。发行站点给每一个应聘送报纸的人提供二八自行车一辆，带有明显报纸标识的上衣一件。夏天有短袖T恤，冬天有冬装。
周一到周六早晨六七点，在上班或者晨练的路上，你总能看到这些送报人骑着车赶往单位门口，小区单元门洞的报箱投递报纸。一个人几百份报纸，把几个区域送完，基本上快中午了。
除了送报纸外，他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回收旧报纸。那时的旧报纸块八毛一斤，比一份新报纸还贵。我喜欢看报纸的副刊，还给三家报纸写过副刊文章。一篇千字文也就60元到80元。只要路上碰见他们，我都会买一份新鲜出炉的当天的报纸。
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互联网和媒体的融合，订阅报纸的锐减。慢慢的，这些报纸发行中心也裁掉了。那么一大批送报人也就失业。我也不写副刊的稿子多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