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内侯这一词语，散见于先秦文献之间，原意是各国境内的侯爵。今人熟悉的关内侯指的是秦汉官职，是秦制二十等爵体系中较高的一等。
在汉代制度中，关内侯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职位，关内侯虽然属于官爵，但其地位很荣耀，很容易越过官爵而进入贵族爵，也就是列侯，同时，相对于真正的贵族爵，又存在一系列的限制。
《百官公卿表》记载，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
二十等爵制，又名军功爵制，盖其晋升的标准在于军功。按《商君书》记载，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
这是对低级爵位的标准，到中层以上，则不能仅凭个人的勇武得爵，而要考验其将兵打仗的能力。而这种“爵”，虽然也是贵族，但在尚武且多战的年代，又显得滥封了，不能被传承下去，仅是对个人的奖赏，因而名之为官爵。
关内侯以下，称为官爵，以上，称为贵族爵。那么关内侯本身呢？关内侯的尴尬之处尽在此，它仿若贵族爵之壁，是贵族爵的守门人。
按照不同学者的划分标准，关内侯的归属也不尽相同。
刘敏先生认为，贵族爵和官爵的主要区别是，一，能否食邑，二，能否世袭，三，能否买爵。
关内侯普遍食邑，且有部分关内侯可以继承（西汉关内侯的爵位可以世袭，而东汉关内侯的爵位很少被继承），同时关内侯又不可以被买卖（东汉之前不可以），所以他把关内侯划入贵族爵。
而朱绍侯先生主张，有没有封国是区别贵族爵与官爵的关键，这样，关内侯就俨然成为官爵。
关内侯身份的尴尬，多少与秦汉风行的赐民爵现象有点关系。
秦代，得军功是赐爵的主要途径，史书上记载的唯一一次例外，是灭赵之前始皇赐民爵一级，征发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去参加长平之战，这时候的赐爵不像赏赐，更像是限制。
而汉代日渐承平，赐民爵成为一种施恩的手段。两汉史书中，频繁有赐民爵的记载。西汉时尚且比较克制，民多赐一级，但到了东汉时，民赐爵二、三级的现象俯仰皆是。
爵位的滥封，恰恰预示着爵制的崩溃。这样，相比列侯权力小而限制多的关内侯，在爵位“通货膨胀”的汉代，虽然不至于就没什么地位，但也并不那么超凡脱俗了。
遵从朱绍侯先生的说法，则一来，关内侯的食邑虽较以下中小官爵为多，但数量不定，且有不食邑者，与列侯的食邑有根本区别。
颜师古说关内侯“有国号而居京畿，无国邑。”在汉初由封建转为帝制的过渡时期，当然有封建的残余，中央政府并不能完全管辖名下的土地。
如此，列侯、诸侯王是裂土而封者，他们听从中央的号令，但在自己的封国可以成立一个类似朝廷的机构，但关内侯无土，也就是说只有虚名，只能靠关内侯这一爵位领相应的钱粮，权力大减。
并且列侯有事可以“就国”，如在董贤实在过分的年月，即便王莽这样的人才也选择了暂时就国，相比捏着鼻子受气的朝臣，王政君的侄儿好歹有地方可以避祸。
二来，关内侯在东汉可以被买卖。如《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永初三年）“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各有差。”
即便在不能被买卖的西汉，关内侯不被买卖的原因也只是高级爵位不对一般百姓开放，而不是关内侯本身独有的尊贵。
就史书记载来看，西汉用以买卖的多是五大夫及以下爵位，就西汉的赐爵热看，熬过几轮赐爵，也能成个簪袅、不更，何必高价买一个无甚前途的五大夫。
当然，关内侯是可以被继承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细节与列侯及诸侯王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与大庶长以下不同，这也是关内侯能够成为“贵族爵之壁”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初以至武帝，因为穷兵黩武，战争频繁，因军功而获关内侯的规模较大。昭宣以后，这种关内侯数量锐减，主要与社会安定，社会上升途径发生变动有关。
即使到了东汉，光武帝对关内侯的授予也十分克制，开国以后，虽常见赐民爵，但关内侯、列侯的规模增长不大。
西汉中后期，以事功封关内侯的较多。所谓事功，范围就比较大，想来国家过渡至平稳阶段后，统治者更加重视治民之才，推崇循吏。
这两种功劳以外，西汉中后期，官员因定策之功而赐爵关内侯，成为政府笼络高官群体以巩固政权基础和增强统治集团凝聚力的重要手段。苏武之封，也是因此。
汉代宦官得封关内侯的例子并不多，西汉首推吕后八年赐“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所谓宦者令，相当于大内总管。
东汉灵帝赐爵“（宦官）十一人皆为关内侯”，与宦官政治的发展脱不开关系。
相反，外戚型关内侯是恩泽型关内侯的主流，外戚赐爵关内侯是皇帝推恩外戚的重要措施，反映了“汉家旧典，尊崇母氏”的历史传统，到东汉，人称外戚型关内侯为“小侯”，更见其优待。
此外，出于“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的政治理念考虑，两汉多有以帝师身份成为关内侯的。
而西汉政府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对宗室赐关内侯，但宗室比外戚身份更为敏感，封为关内侯的宗室，一个标准是与皇帝关系近，另一个标准是不入仕。#古代史##历史趣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