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平安时代——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情况
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作不仅在我国家喻户晓，甚至在邻国朝鲜、日本也广受推崇。
特别是在中古时代的日本，白居易甚至成了唐诗的代表性人物，本文即从白居易身世及其诗作特点着眼，浅析其诗歌在日本平安时代备受接纳的原因。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曾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白居易在诗歌创作方面主张诗歌的通俗性和写实性，这个特点使其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独树一帜的位置。
并且由于其在官场上的纵横与遭遇，其诗歌更多着眼民众疾苦，特别是他与禅僧、道士的往来。
在其思想融合上兼具“儒道释”合一的特征，这也构成其诗歌的一大特色，私以为，这也是其诗歌特别被平安时代日本社会所接纳的一大原因。
平安时代的日本，随着文化逐渐向掌握政权的朝廷贵族集中，其极具本土化特征的“国风文化”日渐形成。
在这种条件下，朝廷贵族对佛教的推崇渐渐影响到文化领域，使其在表现文学上越来越多受到“无常”等思想的影响。
而白居易诗歌中对民生疾苦的思考与其诗作吸取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风格与这一时期的“平安文学”高度契合，这也使紫式部等一批宫廷女流文学者开始注目，并在文中广泛引用其典故（最为代表则是《源氏物语》中对《琵琶行》的摘读） 。
838年，当白居易还在世的时候，当时的日本太宰相藤原学诚在一位唐朝商人的行李中发现了一本《元白诗集》（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集），这是白居易诗词与日本的首次“邂逅”。
844年11月留学僧慧萼曾将一部67卷的《白居易诗集》带给仁明天皇，由此开启了白居易诗文对平安时代文学的巨大的影响。
《诗集》中娓娓道来的“平静”与空寂的“忧伤”敲打着平安贵族们细腻的心弦。
在平安时代，王朝的贵族才女们除了将菅原道真的汉诗与白诗品评比较外，紫式部还曾为上东门院彰子皇后教授过《白氏长庆集》，而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清少纳言曾在《枕草子》中写道：“说文，还要推举《文集》（即白氏长庆集）、文选（即昭明《文选》）和博士的《申文》。”
至于《源氏物语》中，紫式部曾全篇多处对《长恨歌》等加以引用。可见，白居易作品在平安贵族中广受欢迎。
据说白氏自身也了解其作品在日本广受欢迎的情况，乃至其身后，其作品仍广受认可，约于10编纂的《和汉朗咏集》，汉诗588首中有136首都是白居易作品，堪称最多。
白氏诗作为何在平安日本广受褒誉，究其原因，第一是其平易的文风，平安时代贵族间流行57577的和歌，其特点也是简洁明快，白氏诗句平实易懂，也为在外国传颂造成了实际的便利。
其次，综合评议平安时代朝臣们的理想，除少部分世家大族外，人们也都将白氏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即其能力为朝廷认可，一步步被擢升到理想的阶层。
第三则是《白氏长庆集》在平安贵族们之间被广泛作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在使用。
翻看其文集，我们可以发现，白居易擅长几乎全部诗歌文体，对平安贵族来说，无论希望写何种文体，都可以找来参照，这就类似当今的《公文写作宝典》。
第四，白氏诗歌咏诵风花雪月较多，这点也与和歌相似。
第五，上文提到的白居易与禅宗以及贯通儒释道的精神内涵与同样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平安贵族们在精神内核上有“同路人”之感，甚至可说，在平安时代萌发的“物哀”精神，也可在白氏的诗文中寻见踪影。
从上述简析来说，白居易之所以独为日本平安贵族所推崇，故自有其必然特色。
最后我仅举一例，试看《源氏物语》中多次引用的《琵琶行》中“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我们知道，在平安时代中期，由于天皇大权旁落和社会动乱频发，宫廷贵族的进取心大为减弱，他们通过寄情山水、宴饮行乐以逃避世事。
白诗的伤感之情跃然纸上，绝妙地引发了情感共鸣。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思想和创作风格发生极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
这些诗歌追求与自然融为一体、心物合一的美感，正好完美契合“物哀”思想成为平安时代日本贵族文人的心灵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