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康熙驾崩，远在西北的皇十四子胤禵回京吊丧。胤禵在拜谒灵柩时见到了已经即位的雍正。胤禵就是不肯下跪，场面一度尴尬。侍卫拉锡拉着胤禵，胤禵大发雷霆斥责，场面更加尴尬。皇八子胤禩从账房走出来说，你应该下跪。话刚落音，胤禵扑腾就跪下了。雍正的脸色更加难堪了。
一个是号令边陲的大将，况且这个大将认为自己才有资格做皇帝，如今却要拜倒在一个昔日与他平起平坐的四阿哥脚下，胤禵自然过不去这道坎。
面对胤禵不情不愿的表现，雍正极为恼火，不仅削去了他的王爵，还敕令他看守康熙的陵墓-景陵。当然，雍正还让副将李如松陪伴胤禵的身边，实际上就是监视他的。
胤禵为父看守陵墓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极具象征意义。历来皇陵不是谁想守就能守，一般夺嫡失败的皇室成员或被贬黜的高官才有资格守陵。雍正将胤禵发配去守陵就是要缓和日益紧张的皇室矛盾。
康熙去世，雍正即位，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根基不稳，很多人对雍正即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尤其是以前觊觎皇位的皇子又蠢蠢欲动起来。
为了巩固帝位，雍正要做的就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
在众多皇子中，十三子胤祥与雍正走得最近，在雍正即位后，他得到了重用，并且帮助雍正做了很多事情。除了胤祥之外，其他参与党政的皇子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清算”。
在康熙后期，参与皇位竞争、实力比较强的有胤禩，并且围绕在他周边聚集了不少的皇子和重臣，形成了“八王党”。在雍正即位时，“八王党”的势力依然存在。
雍正对胤禩采取了先扬后抑的态度，就是先进封其为和硕廉亲王，命办理工部事务，兼理藩院尚书，后以“肆行悖乱，干犯法纪”的理由削其王爵，圈禁，改名为“阿其那”（“狗”的意思）。后来，胤禩因病死于监所，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毒死的。
九子胤禟是八王党的重要成员。雍正一纸诏令，让其驻扎西宁。在此后的数年里，胤禟连遭厄运，被革去爵位，被削除宗籍，被送往保定监禁，被改名被改名为“塞思黑”（“猪”的意思），同样死于狱中。也有说法，是被毒死的。
胤禩、胤禟一倒，八王党也就灰飞烟灭了，其党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如果皇子不结党，置身事外，是不能就是幸免于难呢？
这也未必。皇三子胤祉并不热心皇储，一心只想编书，雍正即位后，以他与废太子向来亲睦为由，被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后来又落得个幽禁的下场。
皇五子胤祺为人敦厚，他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他没有受到波及。除了胤祺之外，皇七子胤祐因为性格，皇十二子胤裪由于年龄小且出身低，同样没有参与夺嫡，基本上都得以善终。
至于我们开头提到的胤禵，他的命运则一波三折。乾隆继位后，胤禵重获自由，被晋为多罗恂郡王，并先后任正黄旗汉军都统、总管正黄旗觉罗学。
这就是血淋漓、冷冰冰的权力斗争，康熙留下的九子夺嫡隐患，在雍正朝得以爆发和延续，而雍正即位后，为了巩固帝位，不惜向兄弟开刀，给后人留下了残暴和无情的印象。权力面前亲情毫无重量，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1939年春，遵化县日军宪兵司令赤本收到情报，得知八路军包森支队在遵化以北活动，他求功心切，就自告奋勇地去“劝降”。赤本找到一个从包支队“俘虏”过来的战士王振西，打听包的下落，王也自告奋勇地答应带他去找包见面。
但去的人多了怕“打草惊蛇”，人少了，穿着“皇军”的制服进入游击区又很危险。于是，第二天上午，赤本和翻译官都换上长袍大褂，一式作商人打扮，并让王振西化装成“小伙计”带路，大摇大摆地出城往北走。
走到严家沟附近一个堤坝下，四周静幽幽地，只见上面有几个老乡正在打泥砖脱坯，突然，王振西跑前几步指着后面高声喊：“这个是日本司令，这个是翻译官!”
几个在坝上的八路军侦察员同时拔出手枪，大叫一声“不许动”就跳下去，用枪顶住那两个人的腰眼。首先撕开赤本的大褂，缴了他的手枪。这时，王振西又低声对侦查员说：“快走，鬼子大队就在大刘庄!”
严家沟南距大刘庄只有三华里，人们赶紧押着两个俘虏向北撤。这时，赤本耍赖了，哇哩哇啦地坐在地下不肯走。战士们只好找到一条捆猪用的棕绳，捆着他连拖带拽地向侯家寨方向撤退。
侦察员里面有一位同志在过家礼(青红帮的代称)，曾经用过摆“香堂”的办法来掩护自己进行群众工作。当他发现那个姓孙的翻译也在“家礼”后，立即亲切地同他接起了“行话”。姓孙的说明赤本的军衔和身份后，就表示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还竖起大拇指向着王振西说：“八路军真有好样的，足智多谋!”
走出几里外，南面突然响起了鬼子的枪声。赤本浑身一震，立刻来了劲，一步也不走了。几个人只好把他抬到侯家寨以北、长城上一个边关的堡子里，开庭“审判”。赤本还是叫嚷着要找包森，要见到包森再讲话。枪声越来越密越近了，几个人低声商量了一下，就对翻译说：“你走吧!”
那个姓孙的赶忙作了个揖，说了一声：“谢谢三老四少!”转身就跑了。
人们又半拖半拾着赤本，出了长城，到了马蹄峪北面的柳树沟子。这里只有几户人家，天也擦黑了，估计尾追的敌人不敢径直地快走，便暂停下来。他们又渴又饿，就向老乡买了点吃的。给赤本盛了一碗饭，可这家伙怎么也不肯吃。
人们正要继续往北走，赤本忽然跪在地上，撕开大襟，露出了系在胸前的一个小铜佛，嘴里喃喃地，不知道是求神庇佑还是准备对天皇“尽忠”。
不久，战士们开了个小会，估计鬼子和伪军必然要紧追不舍，如不迅速行动就要受到包围。看来，将“活赤本”带回支队部的打算是要落空了，必须就地处决。因为离敌不远，不能用枪毙他，还是王振西到老乡屋里找来一把刀子，结果了赤本。
战士们把赤本的尸首拉到河沟里，七手八脚地刨了个坑，总算埋得不浅，上面还插了根柳树枝作为标记。事后，侦察员们为了减小目标，分头散开了。
第二天，鬼子和汉奸们搜索得更厉害了，我军三个侦察员就在马蹄峪的北山里打转，一面休息，一面听王振西讲这次“请君入瓮”的详细经过。
几天以后，战士们才回到侯家寨东面的禅林寺支队部。这时，包森同志也同许多干部战士一样，分散隐蔽在群众家里，背个篓子一面帮助房东劳动，一面到各村了解情况、联系部队。
一见面，包森就拉着王振西的手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为人民立了一大功!”
当侦察员们表示任务还没有完成好，没有能够把活的赤本带回来时，包森同志又说：“你们给人民除了一大害，在当时情况下，当机立断地将赤本处死是正确的，也是有功的嘛!”
开饭的时候，包森同志对着只有青菜汤的盆子向大家幽默地说：“本来，你们立了功，应该吃点肉、喝点酒。可是，这里叫禅林寺，大家既然都当了和尚，就只能吃素了。”
敌宪兵司令被我生擒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并轰动了遵化城和冀东各地，大大打击了鬼子和汉奸们的气焰，老百姓都暗地里拍手称快。
几天后，城里维持会、商会的汉奸们，派人到处打听赤本的下落，日寇也多方托商人找关系向山里送信。赤本的老婆还带着几个日本兵和翻译官到处游说放风，要同八路军讲交换条件。
我们的侦察员从侯家寨等地回来，就带回一大包鬼子汉奸们给包森同志的信。包森一面拆看一面说：“转告他们，讲条件嘛，不多!就是一条：叫他们投降!”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冀东游击战争一个侧面的写照，它反映了冀东一种特殊的战斗方式，那就是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有时还要各自为战、长期待机；用当时冀东部队简明概括的说法就是：“插枪”。这可以说是一种秘密形式的武装斗争，或者说是武装起来的地下工作。
当然，这是在敌强我弱异常悬殊的地方，在敌占区或者敌人反复“扫荡”的时候，不得已采用的临时措施。执行这种任务的条件是：一不能丢失武器，二不许随便暴露，三保持同上级与友邻的联系并服从指挥。运用这样斗争方式，一般说是成功的，可以化险为夷、一兵多用，必要时又集零为整，神出鬼没地给敌人以打击。它的依靠是人们的高度觉悟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所以事先必须对部队进行深入教育和周密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