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康熙驾崩,远在西北的皇十四子胤禵回京吊丧。胤禵在拜谒灵柩时见到了已经即位的雍正。胤禵就是不肯下跪,场面一度尴尬。侍卫拉锡拉着胤禵,胤禵大发雷霆斥责,场面更加尴尬。皇八子胤禩从账房走出来说,你应该下跪。话刚落音,胤禵扑腾就跪下了。雍正的脸色更加难堪了。
一个是号令边陲的大将,况且这个大将认为自己才有资格做皇帝,如今却要拜倒在一个昔日与他平起平坐的四阿哥脚下,胤禵自然过不去这道坎。
面对胤禵不情不愿的表现,雍正极为恼火,不仅削去了他的王爵,还敕令他看守康熙的陵墓-景陵。当然,雍正还让副将李如松陪伴胤禵的身边,实际上就是监视他的。
胤禵为父看守陵墓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极具象征意义。历来皇陵不是谁想守就能守,一般夺嫡失败的皇室成员或被贬黜的高官才有资格守陵。雍正将胤禵发配去守陵就是要缓和日益紧张的皇室矛盾。
康熙去世,雍正即位,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根基不稳,很多人对雍正即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尤其是以前觊觎皇位的皇子又蠢蠢欲动起来。
为了巩固帝位,雍正要做的就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
在众多皇子中,十三子胤祥与雍正走得最近,在雍正即位后,他得到了重用,并且帮助雍正做了很多事情。除了胤祥之外,其他参与党政的皇子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清算”。
在康熙后期,参与皇位竞争、实力比较强的有胤禩,并且围绕在他周边聚集了不少的皇子和重臣,形成了“八王党”。在雍正即位时,“八王党”的势力依然存在。
雍正对胤禩采取了先扬后抑的态度,就是先进封其为和硕廉亲王,命办理工部事务,兼理藩院尚书,后以“肆行悖乱,干犯法纪”的理由削其王爵,圈禁,改名为“阿其那”(“狗”的意思)。后来,胤禩因病死于监所,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毒死的。
九子胤禟是八王党的重要成员。雍正一纸诏令,让其驻扎西宁。在此后的数年里,胤禟连遭厄运,被革去爵位,被削除宗籍,被送往保定监禁,被改名被改名为“塞思黑”(“猪”的意思),同样死于狱中。也有说法,是被毒死的。
胤禩、胤禟一倒,八王党也就灰飞烟灭了,其党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如果皇子不结党,置身事外,是不能就是幸免于难呢?
这也未必。皇三子胤祉并不热心皇储,一心只想编书,雍正即位后,以他与废太子向来亲睦为由,被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后来又落得个幽禁的下场。
皇五子胤祺为人敦厚,他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他没有受到波及。除了胤祺之外,皇七子胤祐因为性格,皇十二子胤裪由于年龄小且出身低,同样没有参与夺嫡,基本上都得以善终。
至于我们开头提到的胤禵,他的命运则一波三折。乾隆继位后,胤禵重获自由,被晋为多罗恂郡王,并先后任正黄旗汉军都统、总管正黄旗觉罗学。
这就是血淋漓、冷冰冰的权力斗争,康熙留下的九子夺嫡隐患,在雍正朝得以爆发和延续,而雍正即位后,为了巩固帝位,不惜向兄弟开刀,给后人留下了残暴和无情的印象。权力面前亲情毫无重量,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1939年春,遵化县日军宪兵司令赤本收到情报,得知八路军包森支队在遵化以北活动,他求功心切,就自告奋勇地去“劝降”。赤本找到一个从包支队“俘虏”过来的战士王振西,打听包的下落,王也自告奋勇地答应带他去找包见面。
但去的人多了怕“打草惊蛇”,人少了,穿着“皇军”的制服进入游击区又很危险。于是,第二天上午,赤本和翻译官都换上长袍大褂,一式作商人打扮,并让王振西化装成“小伙计”带路,大摇大摆地出城往北走。
走到严家沟附近一个堤坝下,四周静幽幽地,只见上面有几个老乡正在打泥砖脱坯,突然,王振西跑前几步指着后面高声喊:“这个是日本司令,这个是翻译官!”
几个在坝上的八路军侦察员同时拔出手枪,大叫一声“不许动”就跳下去,用枪顶住那两个人的腰眼。首先撕开赤本的大褂,缴了他的手枪。这时,王振西又低声对侦查员说:“快走,鬼子大队就在大刘庄!”
严家沟南距大刘庄只有三华里,人们赶紧押着两个俘虏向北撤。这时,赤本耍赖了,哇哩哇啦地坐在地下不肯走。战士们只好找到一条捆猪用的棕绳,捆着他连拖带拽地向侯家寨方向撤退。
侦察员里面有一位同志在过家礼(青红帮的代称),曾经用过摆“香堂”的办法来掩护自己进行群众工作。当他发现那个姓孙的翻译也在“家礼”后,立即亲切地同他接起了“行话”。姓孙的说明赤本的军衔和身份后,就表示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还竖起大拇指向着王振西说:“八路军真有好样的,足智多谋!”
走出几里外,南面突然响起了鬼子的枪声。赤本浑身一震,立刻来了劲,一步也不走了。几个人只好把他抬到侯家寨以北、长城上一个边关的堡子里,开庭“审判”。赤本还是叫嚷着要找包森,要见到包森再讲话。枪声越来越密越近了,几个人低声商量了一下,就对翻译说:“你走吧!”
那个姓孙的赶忙作了个揖,说了一声:“谢谢三老四少!”转身就跑了。
人们又半拖半拾着赤本,出了长城,到了马蹄峪北面的柳树沟子。这里只有几户人家,天也擦黑了,估计尾追的敌人不敢径直地快走,便暂停下来。他们又渴又饿,就向老乡买了点吃的。给赤本盛了一碗饭,可这家伙怎么也不肯吃。
人们正要继续往北走,赤本忽然跪在地上,撕开大襟,露出了系在胸前的一个小铜佛,嘴里喃喃地,不知道是求神庇佑还是准备对天皇“尽忠”。
不久,战士们开了个小会,估计鬼子和伪军必然要紧追不舍,如不迅速行动就要受到包围。看来,将“活赤本”带回支队部的打算是要落空了,必须就地处决。因为离敌不远,不能用枪毙他,还是王振西到老乡屋里找来一把刀子,结果了赤本。
战士们把赤本的尸首拉到河沟里,七手八脚地刨了个坑,总算埋得不浅,上面还插了根柳树枝作为标记。事后,侦察员们为了减小目标,分头散开了。
第二天,鬼子和汉奸们搜索得更厉害了,我军三个侦察员就在马蹄峪的北山里打转,一面休息,一面听王振西讲这次“请君入瓮”的详细经过。
几天以后,战士们才回到侯家寨东面的禅林寺支队部。这时,包森同志也同许多干部战士一样,分散隐蔽在群众家里,背个篓子一面帮助房东劳动,一面到各村了解情况、联系部队。
一见面,包森就拉着王振西的手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为人民立了一大功!”
当侦察员们表示任务还没有完成好,没有能够把活的赤本带回来时,包森同志又说:“你们给人民除了一大害,在当时情况下,当机立断地将赤本处死是正确的,也是有功的嘛!”
开饭的时候,包森同志对着只有青菜汤的盆子向大家幽默地说:“本来,你们立了功,应该吃点肉、喝点酒。可是,这里叫禅林寺,大家既然都当了和尚,就只能吃素了。”
敌宪兵司令被我生擒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并轰动了遵化城和冀东各地,大大打击了鬼子和汉奸们的气焰,老百姓都暗地里拍手称快。
几天后,城里维持会、商会的汉奸们,派人到处打听赤本的下落,日寇也多方托商人找关系向山里送信。赤本的老婆还带着几个日本兵和翻译官到处游说放风,要同八路军讲交换条件。
我们的侦察员从侯家寨等地回来,就带回一大包鬼子汉奸们给包森同志的信。包森一面拆看一面说:“转告他们,讲条件嘛,不多!就是一条:叫他们投降!”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冀东游击战争一个侧面的写照,它反映了冀东一种特殊的战斗方式,那就是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有时还要各自为战、长期待机;用当时冀东部队简明概括的说法就是:“插枪”。这可以说是一种秘密形式的武装斗争,或者说是武装起来的地下工作。
当然,这是在敌强我弱异常悬殊的地方,在敌占区或者敌人反复“扫荡”的时候,不得已采用的临时措施。执行这种任务的条件是:一不能丢失武器,二不许随便暴露,三保持同上级与友邻的联系并服从指挥。运用这样斗争方式,一般说是成功的,可以化险为夷、一兵多用,必要时又集零为整,神出鬼没地给敌人以打击。它的依靠是人们的高度觉悟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所以事先必须对部队进行深入教育和周密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