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9日，对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都是非常严峻的一天。日军脱离湘北战场，阿南惟几抽调各师团精兵组成一支快速部队星夜赶往宜昌，陈诚的第六战区部队离攻克宜昌也只差一步之遥。
城内日军伤亡惨重，野战医院连操场都躺满了伤兵，呻吟声此起彼伏。内山师团长召集司令部内的勤杂兵员、卫生兵、伙食兵、军械维修人员和已经送往医院的伤员中还能拿枪射击的人，给每人发枪发弹。
正在集合时内山耳畔传来一声悦耳的小号。这个不看时候，还在练习演奏的军乐队员提醒了内山，将第11军军乐队二十余人也编入这支共388人的特殊部队。
这支队伍将仓库内的数百袋大米搬到师团司令部外围垒成工事。内山师团长对秋永参谋长说：“还是不要相信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吧！”
10月10日凌晨2时30分，六战区再次发起总攻。
投入作战的各种火炮共计140门，以140为计算单位的炮弹从各个方向砸向日军阵地的各个角落，直到炮兵们借着爆炸的闪光再也看不见可供射击的完整目标。
步兵嘶喊着，洪水般卷入宜昌城区，躲在暗处的日军机枪鼓荡起狂风将一批又一批士兵吹倒，紧跟着便又有同样多甚至更多士兵涌了上来。
城区边缘尸体密铺几层，早已分不清战死的是哪国的士兵。没有半丝喘息的枪炮声汹汹涌涌地，托出一轮鲜红的朝阳。
最先看见朝阳的是宜昌城内日军最高指挥官内山英太郎。当时他站在原为宜昌银行的这座小城市中唯一的三层楼建筑的顶层，面朝朝阳进行默祷。
当太阳升起时，他恍然感觉天和地都是红色的，身旁的长江也是红色的，他感觉长江流淌的是一江血水——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鲜血。
在那个清晨，他得到的报告是，四面的阵地正在崩溃之中，据估计战死与重伤的日军士兵各在5000左右。
8点钟，他走下楼的底层。
作战指挥室内，参谋长秋永力、参谋星野一夫中佐、辻本只三少佐、泉茂大尉、副官菊地重规中佐、兵器部长山贺治郎中佐、供应部长马俊夫大佐、军医部长松木宽治大佐、兽医部长加藤宽一中佐在等他。
秋永力将他起草的致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诀别电报念了一遍。屋子里，一只椅子上披着104联队在全部“玉碎”之前托参谋泉茂大尉带回来的军旗。
内山庄严地将天皇御手亲自抚摸过的第13师团军旗捧起来展开，轻轻披在104联队那面军旗之上。
全体军官和在场士兵涕泪交流，脱帽低头，内山的手发着抖，划了第三根火柴才将军旗燃起。
焚烧军旗是日军最严格的战场纪律和帝国军人在集体战死之前特别的仪式。每一面师团的军旗都是由兼任海陆空三军大元帅的天皇座下在该师团出征之前亲自授予师团长。
军旗无论如何不能落于敌手，在战至最后关头时必须焚烧。而焚烧军旗同时也就意味着这面旗下的皇军部队已经全部为天皇尽忠了。
一小朵火苗渐渐燃成一大团烈火，接着便无声地熄灭。内山和军官们已经选好切腹自尽的位置：四位部长在各自办公室、三位参谋在各自卧室、副官在文件房、参谋长在办公室、内山在这间宽敞的作战指挥室。
电文内容：全体将兵，已为皇国尽力作了最后之奋斗；对军旗、各单位的机密文件，天皇敕谕等已经焚烧；在宜昌之侨民及慰问团一齐遭到不幸，极为可惜，深致歉意。
内山在签发这份电报时，用一支画作战地图的红色铅笔添写了一句：皇国将兵尽到了军人之本分，在高呼大元帅陛下万岁之壮烈
声中殉国。
10月10日上午8时50分，译电班长大石将电文译成密码。内山对动身“各就各位”的军官们说：“请再等一等。”
秋永力叫来自己的副官酒田留四郎交代如下：如遇突然情况，在师团长、参谋长死去而电报未能发出时，由酒田组成决死队，以不论何种手段突出包围，向11军司令部报告本师团战况。
上午10时，由荆门向宜昌增援的第39师团在阿南惟几严令下，再次向李延年第2军发起猛攻，其中一个联队以毒气弹攻破一段阵地，突过防线，冲至城外。
晚7时，几乎是与陈诚下达进攻命令的同时，突然狂风大作，紧跟着下起又大又急的雨，10月当地一般不该有这么猛的雨。
由湘北赶来的日军万余到达城外，冒雨夜战两个多小时，突入城区与13师团残部会合。
蒋于10日晚11时下令：停止攻击宜昌的作战，各部队退回原防地。
宜昌老人黄菊圃说：大雨从（农历）八月二十天黑下起，一直下到第二天午后。雨水泡着满街的尸首，流水都变成褐色血水，在街上有二尺多深，然后就归入长江，江水也变色了哩！
第二天双方都打着“十”字（红十字）旗，推着车子在街上收尸。收尸的人各干各的，互相不打，有时还商量着辨认。日本的收尸队中有中国人，还有当地人。
收尸队把死人翻过来正过去，看衣服，看枪。有一些不知怎的浑身上下没有衣服，大概是伤兵，就不好认了。两国人长得都一样，结果是谁也不要，说是怕收错了人，下葬后搅得其他“英魂”不安。
还是宜昌城内的老百姓们凑钱把这些两边都不要的冤魂收殓起来，葬在城北。竖块无名碑，供上一碗饭、一炷香。#头条创作挑战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