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我国医改正式启动。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新一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推行十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已然在望。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提到,“分级诊疗制度实现之日,乃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成功之时”。
分级诊疗成为医改推进的“度量衡”,“小病不进城、大病不出岛”则成为海南推进分级诊疗的坐标系。通过建立纵向、横向联动机制,为本地老百姓带来高水平便捷的医疗服务,是海南省医改的基本路线。其中,肿瘤防治成为考验医改成效的“拦路虎”。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海南省肿瘤医院常务副院长李富军,探讨海南省各级医疗服务机构合力打响“防癌攻坚战”的经验和做法。
李富军认为,习近平主席讲“郡县治、天下安”,医疗管理同样适用。如果不把基层县级医院医疗服务功能建强,就很难解决肿瘤患者往大医院跑的问题。只有本土肿瘤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才能让岛外就诊的肿瘤患者回到岛内就医。这样既方便患者就医,又可以节省医疗费用。
建强县级医院是关键
《中国经营报》:《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进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着力缓解民生的痛点”。从你的工作实践来看,当前我国癌症防治现状如何?
李富军:我国的癌症防治工作起步比较早,这些年一直在推进。目前来讲,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在重点的肿瘤高发地区,肿瘤的防治工作已经纳入当地政府的工作计划中,并有力地推进。现在来看,对重点的肿瘤高发地区关注很多,但全民肿瘤防治的观念普及,有待提高。目前,全民防治肿瘤的意识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在肿瘤医院就诊的肿瘤患者大多数都是中晚期肿瘤。越是基层穷困地区的患者,做肿瘤分析的时间越晚。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现在全民防癌意识不够强;第二个,也反映了肿瘤预防与人群的经济水平有很大的相关性。
《中国经营报》:目前,我国全面推进肿瘤预防筛查有哪些困难和挑战?
李富军:从各个地区的肿瘤防治经验来看,癌症防治必须是由政府主导来做,这样才能全面细致地推进,联动各地的三级预防体系配合来做,才能触达基层。现在,各地的肿瘤防治主要通过早期筛查。对于高危人群、特定人群进行早期筛查,主要靠一些医院、慈善基金给予公益性经费支持。但是对于广大人群的早期筛查来讲,一旦筛查人群以百万计,这不是某一家医院或慈善机构能承担的,这就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
从筛查方法来看,现在也有一些高新技术用于肿瘤筛查,但成本比较大。总体来讲,全面推进肿瘤预防筛查,筛查方法的选取要考虑操作的可及性,也要符合卫生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我国肿瘤总体发病率、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新发病例占世界癌症新发病例的1/4,肿瘤患者确诊后往往集中到大城市的大医院。你认为在推进癌症早诊早治过程中,医院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李富军:肿瘤患者集中到城市的大医院,这是国内外普遍存在的现象。肿瘤患者需要确诊,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就是病理诊断。因此涉及到病理取材的问题。目前,在县级医院以下,甚至部分地区二甲医院以下的医院,通常没有设置病理科,这就使得没有办法进行病理取材。这意味着,我国肿瘤诊治最基础的单元,就变成了二甲及二甲以上层级的医院。此外,肿瘤治疗中,很多放疗设备以及化疗药物,通常只在包括三甲医院在内的大型医院配备。并且,肿瘤治疗又需要多学科联合会诊(MDT)这样的诊疗方式。
总而言之,中国的肿瘤患者集中到大医院,是由行业特点以及中国特定的医疗保障体系决定的。在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如果不把基层县级医院医疗服务功能建强,就很难解决肿瘤患者往大医院跑的问题。
专科医联体更具优势
《中国经营报》:新医改推进十年以来,哪些变化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李富军:新医改推进十年以来的变化,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全民医保。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任时期就指出,我国90%人群要有基本医疗保险。现在看相关统计数据,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群基本达到99%以上。实际上,国家对贫困人口在内的特定人群,实施医疗费兜底买单政策。此外,国家还在医保基金大盘里,拿出了部分经费为贫困人口建立重大疾病医疗补充保险。第二,近十年医改改来改去,但疾病的预防控制还有待完善。目前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虽然有效地阻断传染病的流行与传播,但对于慢性病的认识还不足。现在有一些医疗专业人士认为,从我国的慢性病患者数量、疾病负担来看,慢性病已经具备了一些流行病学的特征。换言之,慢性病已经成为一个与环境因素有关的群体性疾病,需要按照防控流行病一些做法来防控,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目前慢性病高发、多发的态势。第三,在近十年的医改中,国家大力推进县级医院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讲“郡县治、天下安”,医疗领域的管理也是如此。县级医院建设好后,中国70%以上的患者都可以留在当地医疗机构,就近接受治疗,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全方位推进基层医疗建设,应该还要考虑到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率,尽量避免医疗资源的空置、浪费。
《中国经营报》:目前,海南省肿瘤医院牵头搭建海南省肿瘤防治医联体。大医院在推动分级诊疗工作中,如何防止跑马圈地和虹吸的现象?
李富军:在全国各地的医联体建设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跑马圈地和虹吸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由于推进医联体造成的。其实,医联体政策出台的同时,还出台了多点执业这样的配套政策。实际上,多点执业进一步解放了医生,让医生可以自由发挥长处和余热。关于虹吸问题,大医院将小医院的医生、病人都吸引走了。这个现象出现,是因为大医院的医疗设备、基础配套、财政拨款明显高于小医院,大医院医生的薪酬待遇也高于小医院。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医疗资源不均衡的体现。我们医院在推进医联体的过程中,这样的虹吸效应很少。因为我们医院是实行全员合同聘用制的医院,不存在其他医疗单位医生到我院执业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们是一个肿瘤专科医院。我们更多是解决海南省肿瘤患者专科专病诊治,不存在和其他医院抢病人的情况。我们医院的定位,更多是让岛外就诊的肿瘤患者,回到岛内就医,方便患者,节省费用。
《中国经营报》:海南省肿瘤医院建立了“去行政化、去编制化”的医院管理体制,引进了一批国内肿瘤诊治行业的领军专家和“海归”学者,医院如何与这些专家学者搭建长期合作关系?
李富军:“去行政化、去编制化”,正逐渐成为我们医院管理的一个优势。简单地讲,就是全员聘用制,医院的所有人员同岗同酬同待遇,形成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人才流动机制。实际上,这个机制改变了过去我国公立医院管理中的事业编制,根本上讲就是打破“铁饭碗”。不过,打破“铁饭碗”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如何稳定医务人员军心、如何让医务人员觉得前途可期。我们早期采取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举措,比如,工作满五年给一套房子、做长期期权绑定等等。对一些特定人才,以高出行业平均薪酬水平的薪资聘用。我们医院的人才培训、培养渠道是敞开的,对人才选用的标准也是包括教育背景、综合素质进行的全方位考量,不再把年龄、职称作为硬性指标。
配套政策尚待完善
《中国经营报》:自国务院批复海南设立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来,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政策在先行区内配套落地。这些配套政策对海南省内的肿瘤治疗有哪些影响?
李富军:,海南省拿到《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批复》,也就是“国九条”,允许优先引进和使用部分药品、设备和耗材,以及开展新技术应用。这总体来讲,对患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从实践来看,也解决了不少问题。譬如,进入中国的首个抗癌药PD-1单抗、九价宫颈癌疫苗,都是通过这个途径来实现的。虽然这些药物同样要经过药监部门的审评审批,但好在一些审批绿色通道已经打通,审批程序也越来越简洁快捷。但是除了政策上优势外,在博鳌这个先行区的医疗机构同时也面临一些制约条件。比如,医疗人才在当地很难扎根留下,由于医疗服务没有上量,所以医疗成本也要比其他成熟地区的医疗机构高一些,这对后续工作开展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讲,如果相关政策能延续,拓展到先行区外的医院,对整个海南省内的大型医院都会释放政策红利。因为先行区引进的这些设备、药品更多还是给肿瘤患者,出于肿瘤患者保命的需求,而肿瘤医院这方面的需求也会更大一些。
《中国经营报》:海南省肿瘤医院,作为海南省跨省异地就医、肿瘤大病救助、健康扶贫医疗兜底的定点医疗机构,在当下医保结算制度下,海南省肿瘤医院的资金垫付情况如何?
李富军:作为我们医院来讲,我们是按照一个三级公立医院的标准在收费,医保政策也是按照相关政策标准在执行。按照现在的医保结算程序,医保经办机构按月将出院病人的费用付给医院。这部分费用仅是支付限额之内的费用,并且还要扣掉一定比例的质保金,这个质保金一年之后才拨付。坦白来讲,我们医院的医保垫付资金压力是非常大的。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医保结算程序。不管是本地就医结算还是异地就医结算,医保经办机构与医院之间能有一些快速结算通道。例如,医保经办机构是否可以根据医院上个月的结算情况,提前预付部分费用,或者扣除的质保金少一些,这对于医院的资金运营无疑会有很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