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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上最糟的旅行》 这段故事告诉你这辈子都不要去的地方

时间:2021-02-25 06: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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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上最糟的旅行》 这段故事告诉你这辈子都不要去的地方

5月13日,星期一上午到达库巴冰布脚下,我走下最后一段斜坡,看见库巴、盖伊·科特以及卡罗琳·麦肯齐正在冰川的边上等着我。盖伊递给我一瓶啤酒,卡罗琳与我拥抱。接下来我双手捧着脸坐在冰上,眼泪顺着面颊飞快地流淌下来。我嚎陶大哭起来,好像从小就没有哭泣过似的。现在安全了。前几天压人欲摧的紧张终于从肩头卸下。我为失去同伴而哭泣,为活着而激动地哭泣。我哭泣,因为我为我的幸免于难和其他队友的梦断珠峰而感到伤心。

星期二下午,尼尔·贝德曼在"疯狂山峰"的营地主持了悼念仪式。洛桑江布的父亲和一位被委任的喇嘛--点燃了刺相的香技,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念诵着经文。尼尔简短陈辞,盖伊也讲了话,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哀悼失去了斯科特·费希尔。我也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讲了些道格·汉森的事情。皮特·舍恩宁为鼓舞士气,号召大家向前看,而不是沉溺于回忆。但当仪式结束后我们各自散去时,葬礼的阴郁气氛仍笼罩在大本营的上空。

第二天一大早,一架直升机来接夏洛特·福克斯和麦克 ·格鲁姆。他们两个人都被冻坏了双脚,需要接受紧急医疗救护。身为医生的约翰·塔斯基也将一同随行,以便路上给夏洛特和麦克一些照顾。在将近中午时分,海伦·威尔顿和盖伊·科特留下来监督拆毁"探险咨询公司"大本营的工作。我和洛·卡希西克、斯徒尔特·哈钦森、福兰克·菲施贝克和卡罗琳离开大本营,启程回家。

5月10日星期四,我们被直升飞机从菲舍送到纳姆城。当我们穿过脏乱的飞机跑道,准备等下一班飞往加德满都的飞机时,3个面色灰白的日本人朝我、斯徒尔特和卡罗琳走来。走在前面的那人,是一位老道的喜马拉雅登山者,曾两度到达珠穆朗玛峰峰顶。他礼貌地解释说,他是为另外两人做向导和翻译的,并介绍说那两人分别是南比的丈夫和哥哥。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几乎都无法回答。

那时候,南比的遇难早已成为全日本的头条新闻。事实上,在5月12日--她在南山口消失之后不到24小时 --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大本营中,两个头戴氧气罩的日本人跳了出来。他们拦住遇到的第一个人--一位名叫斯科特·达尔斯尼的美国登山者--询问关于南比的消息。而4天后的今天,成群的以捕捉新闻为生的文字和电视记者正在加德满都恭候着我们。

那天下午较晚的时候,我们挤上一架大型米格直升飞机。飞机穿过云层的空隙向远方飞去。l小时后,直升机在机场降落。我们走出舱门,陷入麦克风和电视摄像机的包围之中。身为记者,我发现充当另一种角色令我获益非浅。拥挤的记者大多是日本人。他们希望得到对这场灾难的真实描述--一个充满恶人与英雄的故事。

但是,我所目睹的混乱和令人痛苦的场面尚未转化成语言的利刃。站在飞机场的柏油碎石路上被盘问了30分钟后,我被美国驻尼泊尔使馆的领事救了出来。他送我住进加拉都饭店。

更令人头痛的采访解题而来。先是一些记者,接着是旅游部满带怒容的官员们。星期五晚上,我漫无目的地在加德满都的街上走着,试图从越来越强的压抑感中寻求解脱。我递给一个很瘦的尼泊尔男孩一把卢比,换回一个印着咆哮的老虎的小纸包。回到旅馆后,我把纸包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烟纸上。浅绿色的小烟叶粘着树脂,散发着腐烂水果的气味。我卷上一支含大麻的烟,抽得一干二净,又卷了一支更粗的烟,刚吸到一半,就感觉房间开始旋转起来,我于是捻灭了剩余的部分。

我光着身子横躺在床上,听见夜的声音穿过打开的窗子飘了进来:清脆的铃声夹杂着汽车喇叭声气小商贩的沿街叫卖声、女人的欢笑声以及附近酒吧里传出的音乐声。我痛苦地躺着,一动也不想动。我闭上眼睛,任凭潮湿的热气如香脂一样覆盖在我身上。我觉得我融入了床垫中。这个过程如刻制纸风车般复杂。在霓虹的艳影里,长着大鼻子的卡通人物从我的眼皮下溜了过去。

我把头转向一侧,耳朵碰到一小块湿乎乎的东西。我意识到,眼泪已从面颊上流淌下来,浸湿了床单。我感到从身体的深处沿脊柱滋生出一股源源不断的、迅速膨胀的受伤感和屈辱感。它们在鼻子和嘴里进发出来。一声抽噎接着一声抽噎,然后就接连不断了。

5月19日,我带着两件道格·汉森的野营装备飞回到美国,准备把它们归还给爱他的人们。我在西雅图机场遇到了他的孩子--安吉和杰米,以及其他的朋友和家人。面对他们的眼泪,我感到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

呼吸着带着潮水气息的海风,我惊讶地发现西雅图的春天竟如此*。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潮湿、苔藓般的迷人魁力之中,我和琳达开始慢慢地、试探性地重新熟悉对方。在尼泊尔瘦下的25磅肉迅速地长了回来。家庭中通常会有的快乐--和妻子共进早餐、目送太阳西下、在半夜爬起来光脚走进温暖的浴室--给我带来近乎发狂的快乐。但这些时刻常常与珠穆朗玛峰投下的阴影混杂在一起,而那阴影仿佛并未随时间消逝而有所消退。

因为承受着巨大的内疚感,我推迟了与安迪·哈里斯的女友菲奥那、罗布·霍尔的妻子简·阿诺德的会面。因为推迟的时间太久,她们终于从新西兰给我打来电话。当电话打来时,我竟无力讲出能平息菲奥那愤怒和困惑的词语。在我和简的电话交谈中,她安慰我的时间要多于我安慰她的时间。

我一直都明白,登山是非常危险的运动。我相信,风险是这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危险,登山就无法同其它 100多种娱乐活动区分开来。挑战生死的奥秘和窥视它紧闭的边界令人情感兴奋。我坚信登山是伟大壮丽的运动,不是在排除了它固有的危险之后,而恰恰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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