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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上衣下裳、东发右衽的基本形制在上文已经说到,但上层社会各阶层的衣冠和饰物则要复杂得多,其目的既不是为了美观,也不是为了实用,而是服从“天人合一”的观念,“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形成了与天象、卦象、自然物象相应的形制。正如《周易》中所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制器者尚其象”,即指圣人创制器物推崇卦象,黄帝、尧、舜制定衣与裳之制,就是“盖取诸乾坤”得上天下地、上阳下阴之象。因此,衣上而裳下,衣尊而裳卑。这种观念至上的服饰形制主要有哪些呢?
中国古代上衣下裳
一是以服饰为“通神明之德"的载体,形制像天之象。上衣下裳已在上文说到,不但形制像天地乾坤,色彩也是如此。因为“天玄地黄”,所以帝王之服曾是玄衣黄裳[351。又因为天尊地卑,衣可以用“正色”,裳须用“间色",又有“玄衣獯(黑中带红的颜色)裳"之说。与天象相关的观念还以天数“十二”体现在服饰中。古代星象家发现,月亮盈亏以十二次为一个周期,也是谷熟一季的周期,所以一年为十二个月。他们又将太阳一昼夜方位变化的时间历程分为十二等分,称为“十二时”。“十二”就成了“天之大数",与之相应的服饰既有与天相应之意。如深衣,是一种衣裳相连属的袍式服装,是贵族的常服、平民的礼服。但衣裳之间是拼缝的,以区别上下。下裳又由六幅各裁为二,合缝为十二幅,这不仅可以使腰部有收缝,也与“天之大数”相合。 再如冕冠,冕的前部有十二旒(也有人认为前后皆有旒),每旒十二寸,各有十二玉,也是“天数”的象征。
冕冠
古制天子的冕有六种,即所谓“六冕”;后妃的礼祭服也有六种,即所谓“六服”。这里的“六”, 也是一个“圣数”。“六”的神圣蕴涵可以上溯到尧的传说时代。当尧在舜的太庙接受册命时,他“肆类于上帝,里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1361。其中所说的“里于六宗",就是祭祀六神,但这确指哪六种神却没有流传下来,各说不一。而天子的种种事物往往用“六制(如车用六马、军队有六军)”就成了定规。同时,中国古老的方位观念从“四方”逐步发展到天、地、四方的“六合”观,也就是把平面空间的四方观念和纵向空间的天、地、人综合为一个有着“天人合一”意味的三维六面的立体宇宙。因此,对天子来说,只要沿用“六制”,就能保证制度的完善和道德的完善。结果,官职有六卿、玉有六瑞、官衙有六省、六部等。以上两方面都决定了帝后服饰以“六”位数的神圣意义。
后妃的礼祭服
此外,还有九、五、七等数,也与卦爻或卦象有关,在此不再赘述。二是以服饰为“类万物之情”的载体,形制象征自然界万物。自然界万物都是天之所赐,服饰形制与自然物相像,则有与天一体之意。据《周易系辞下》所说,伏羲创制八卦,就是观天象、地理以及自然现象和万物以后才总结出来的。服饰形制模仿自然物比八卦符号要具体得多。如深衣的袂宽度与衣长相同,一般达古尺二尺二寸,帝王的达古尺三尺三寸,袖口(祛)收缩,袂就像一个圆形大口袋。圆形本已有与天的形状相似之意。但《礼记.深衣》郑注又说:“谓胡下也.胡下下垂日胡”。
深衣
胡是动物颌下下垂的皮。 可见,古代服装宽大的袖子有仿动物胡的意思。而另外一些仿自然动物的形制,可能是先有服饰,后人再加穿凿,不一定是创造形制的初衷。如《后汉书.舆服志》说:圣……见鸟兽有冠、角、颜、胡之制,遂作冠、冤、缨、蕤以为首饰。缨是结冠的丝织物,蕤是缨结颌下多余部分下垂的装饰,本是实用的服饰附件。《后汉书》中的说法充分反映了“类万物之情”的观念,但很难作为考证的依据。“反姑父是"的继承观“反古复始”就是不忘本,因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祭天和祭祖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大事。
中国的敬祖、祭祖源于氏族社会的生殖崇拜。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又从女阴崇拜转向男根崇拜和男性先祖崇拜,到先秦时期已完善为宗教仪式和祭服制度。对天的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内涵基本是相同的。祭天祭祖的思想内涵就是通过祭祀而不忘本。“天下之礼,致反始……致反始,以厚其本也。”“筑为官室,设为宗桃,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由所生也。”391这些祭天祭祖的礼仪,包含了相应的礼祭服制度,因此,按照祖宗的法制使用合乎身份的祭服,也就成了不忘本的一种表现。所以《孝经.卿大夫》:节即说“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先王”指周文王,“ 法服”指合乎礼制的服饰。这种上纲上线的强烈限制,形成了十分顽固的保守思想。它一方面力图原样继承西周的服饰制度,一方面遏制了人们求新求变的任何企望。
古代服饰
中国古代服饰复古、保守的一面是十分显着的。当秦始皇代周而立,并自称皇帝之后,他并没有继承周代的“六冕"制度,祭祀礼服仅有玄冕(六冕中级别最低的黑色冕冠)和构玄(上衣下裳都为黑色)。所灭六国君王之冠都赐给臣下,缴获六国君主的马车都作自己的副车。虽然他用黑冕、黑衣,黑裳是水德王尚黑的缘故,但这种不合祖制的服制仍然受到后代史官和文人的抨击。如《后汉书.舆服制》说:秦以战国接天子位,灭去理学,郊祀之服,皆以构玄。
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秦出西戎,不习礼文之事,而其立意大概欲是今非古,尊已而卑人,故秦灭六国之后,获其君之冠则以侍人,获其君之车,则以为副车,又乌能参考损益以复先王车旗之礼。与秦相反,西汉自武帝“ 独尊儒术"后念念不忘恢复先王服制,但直至西汉亡也未能重建六冕制度。到东汉的第二个皇帝明帝在永平二年(公元59年),即周朝灭亡300年后,顽固地重建了六冕制度,使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明代灭亡。仅此两例,足以说明反古复始思想的根深蒂固。中国古代不但旗帜鲜明地主张继承西周服制,同时,又以谴责“奇装异服”大力遏制创新。
西周服制
在《礼记.王制》中既有“四诛”之说,其中包括“作淫声、衣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其严厉程度可想而知。在各朝各代,不合礼制的服饰称为“服妖”,被视为人事变乱的不样之兆。历代禁止伏妖的记载很多,受谴责者不但有贵族子弟,也有王侯将相。这些记载多见于史书的《五行志》中。有关东汉大将军梁冀家中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髯、折腰步、龋齿笑,京城妇女多仿效的一段记述,常被服装史引为“流行”之例。
其实,《后汉书.舆服志》将其列为“服妖”之列,因为梁冀专断朝政,延熹二年被迫自杀,又抄家灭族,所有的妇女新妆都被看成是不祥之兆。以上两方面的钳制,使中国古代服装历史像一条缓缓流动的长河,虽然也在变化,但与今天时装的日新月异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然而,从古代的衣冠到现代的时装,中间必然有一个逐渐演变的中间环节。这一演变从清代晚期悄悄地随着西方文化的东进而发生,至辛亥革命而成为公开的行动。但是,中国服装真正与现代世界同步,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实现的。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可以说是中国服饰的转型期。
参考资料《中国服饰艺术论》《服饰研究基础》《文明的轮回 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