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实习记者 陈彦霏 记者 刁明康
废墟搜救、运送物资、修路架桥、心理辅导、照顾伤者……前的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特大地震，房屋倒塌，山河破碎，数万人遇难。
来自中国各地无数素不相识的志愿者，在悲痛中凝聚，怀着同一个信念，从四面八方奔赴灾区。有的人，甚至震后几年仍然在灾区默默奉献。
正是有了他们，灾后恢复重建的步伐得以加快。
后的5月11日上午，“5·12”汶川特大地震援建省市志愿者代表一行20人来到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四川协力公益发展中心）参访，看灾区巨变，并举行了座谈交流会。
志愿者1
7天时间找到7名失踪人员 自己却患上创伤后应急障碍
刘磊是一名基层国企工人，前汶川地震，他与周冰等户外运动爱好者发起组建“河南山地救援队”前往绵竹、青川搜索失踪人员，7天时间，7名失踪人员全部找到。而因为这次救援，他也患上了创伤后应急障碍，最后通过自己努力才得以痊愈。
地震当天，刘磊为了尽自己的力量，在当地bbs发了帖子：招募有户外经验，有自己独立装备的人前往灾区。5月14日，两天时间，帖子下已经有20多个人报名，经过简单筛选，他们自己掏钱，自己买物资，带着自己的装备、干粮开便昼夜不停赶往灾区，“除了去服务区，连吃饭都在车上。”刘磊这样描述当时赶赴灾区的情形。
5月19日，救援队来到极重灾区德阳汉旺镇，负责搜索东方汽轮机厂后云雾山上的3名失踪人员，“我们当时心里也很害怕，但到了灾区后，看到红旗、呐喊和救援部队，自己就被感染了，也不知道害怕”，刘磊和队员们在红十字领了“生死牌”，牌子上写的姓名、血型，家人联系方式和自己身份证号，便分成两组进山搜救。“进山之前每个队员都给家人打了电话，说什么不知道，但回来都跟没事人一样。”刘磊回忆，进山的两组分为突击组和救援组，每3人一组。因为灾区没有信号，他们只能使用求生口哨互相联络，每15分钟联络一次，出现问题就吹短哨。最终，冒着余震和滚石的危险，山上三名失踪人员全部找到，“因为附近就有寺庙，我们还就地简单进行了默哀仪式，向遇难者焚香祭奠。”刘磊说。
“抗震救灾的志愿活动给我带来的改变很多，”刘磊坦言，“靠一份薪水不多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闲暇时能有空陪伴家人、能与朋友们结伴旅游、能挑战个极限也能小酌三二，我本想就这样安逸终老，但由于这次救援，我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起，我开始学习心理学并考取心理咨询师二级资格证，在后期援建期间，数次赴川慰问，眼见巴蜀涅槃重生，内心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痊愈。”
这次参加十周年活动前，他们还组织了“豫川童心”公益活动，由河南的千名10岁～11岁的学生每人捐出一份心仪礼物和写出自己对小伙伴的祝福，送给荥经和凉山州西昌市的农村学校的学生，受赠学生回赠祝福，由他带回郑州。
志愿者2
无线电爱好者 在北川架起通信“生命线”
赵培锋来自北京市应急志愿服务总队，在抗震救灾中，赵培锋团队用无线电通信技能为灾区搭起了通信的“生命线”，在北川，他们第一次发出了无线电信号，向外界汇报了当地灾情。
前，他是一家无线电爱好者俱乐部成员，当初，他们收到的来自灾区的信息很少，因此判断受灾情况肯定很严重，便当机立断决定前往灾区搭建应急通信，“地震后缺少扎实的沟通渠道，一旦是信息传不出来，灾情可能很严重。”，赵培锋组织先遣队在5月12日当天出发，昼夜不停赶赴灾区，于14日凌晨到达成都。
随着他们逐渐深入灾区，周围入川的车越来越少，还听到了疫情、哄抢事件等各种传闻，“当时心里肯定害怕，但自己觉得不能停，因为自己是来救灾的，而且进退都很危险。”谈及当年的事，赵培锋还历历在目，他们的车被比拳头还大的石头砸了两次，但所幸没有损伤到车辆的机动性能，但在深入救灾一线过程中，下一刻永远是生死未卜，因此赵培锋和他的队员们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只是发短信告知“一切平安”，“我们团队里最小的才18岁，刚刚高中毕业，但特别懂事，家里给他打电话，他给家里人说：‘没事，我们就在后面运送下物资。’但其实我们都在一线，都挺危险的。”赵培锋回忆。
在抗震救灾过程中，令赵培锋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位老人，当时他们正进入一个村子，车队拐进一个弯路，前面的路被滑坡落石挡住了，但被人挖出来一条刚刚能通行的通道，“我们进去时发现一个50多岁老大爷，他看见我们‘京’字的牌照，第一反应是跑到面前，对我们说：‘感谢党和政府关心，中央派人来了！’我觉得我们的到来更多意义是给村民精神上的鼓励。”
汶川大地震让无数像“赵培锋”这样热心于志愿活动的人走在了一起，体现了众志成城的力量，“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家志愿服务发展是个里程碑的意义。”赵培锋认为。
志愿者3
江苏心理医生 长达十年为灾区孩子做心理辅导
黄爱国来自南京中医药大学心理学院，是江苏省青年志愿者医疗服务队唯一的心理咨询师，在地震后，他帮助湔氐镇很多青少年和遇难者家属从心理阴影里走了出来。
“地震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心理影响的，但我们主要是去帮助孩子和遇难者家属。”黄爱国介绍自己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陪伴和倾听。”，他作为唯一的心理医生，每天的工作量都很繁重，上午要到两村子为小学生进行集体心理疏导，来回要三四个小时，下午还要在帐篷里坐诊，而每个患者基本会聊50分钟左右。
据黄爱国回忆，当时有一个小学垮塌，一、二年级学生跑出来，在广场上看着教室里死去的同学，这给很多孩子造成了心理创伤。
黄爱国曾接诊过一个一年级小男孩，“他喜欢武术，但因为两个同学在地震里死掉，整天变得麻木，毫无表情。”黄爱国说，在前两天的交流中，孩子毫无反应，于是黄爱国就让他画画，直到第三、四天孩子才出现表情。
“到，十年来我一直和这个孩子联系。”因为镇上没有专业的心理医生，而心理创伤有长期性，黄爱国一直很担心孩子们的状态“这种心理服务就需要一个关系在，有困难可以随时交流”，现在，当年的小孩已经在读高中，在和黄爱国的微信聊天中，他写道：我现在一门心思想去部队，以前我有很多心仪的职业，但是之后，不知道为啥就是想去当兵，以前我崇拜一些明星，现在我崇拜军人。
“心理创伤有长期性和潜伏性，据说唐山大地震后40年还有人心理创始没有恢复。”谈及现在最大的担忧，黄爱国坦言，“我现在想特别关注儿童和遇难者家属两类人群。希望能通过科研机构做调查，看看这两类人群心理恢复情况。”
志愿者4
长达两年在灾区当志愿者 看着灾区新房建起来
地震发生时，熊玲娟还在厦门大学读大四，当周围同学都在找工作时，她作为成都人，第一反应就是到灾区，为家乡尽自己一份力量，因此报名成为了福建省团省委西部计划抗争救灾专项志愿者，7月赶往龙门山镇。
从一开始分发救灾物资到灾后重建工作，她在灾区呆了近两年，在这两年中，熊玲娟最大的感触是“灾区新房都建起来了，旅游也发展起来了”，而抗震救灾工作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当初临近大学毕业找工作，最想做的是广告方面工作，但是抗震救灾精神和志愿者服务精神潜移默化改变了我的心态。”
如今，她在成都市新津县兴义镇政府工作，“抗震救灾工作给我积累了基层服务经验，现在我面对群众会更细心，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定会去回答。”熊玲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