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知道北京房山县的云居寺里，藏有一万多片石经版，而且知道刻造石经始自承其师志的隋代僧人静碗。但若提起东昆仑一带(在今阿尔金自然保护区境内)的石刻佛经来，恐怕就知之不多了。
1984年，在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进行多学科考察的科学工作者，偶然地在海拔4300米的库鲁克皮提力克塔格山北麓和祁曼塔格山等地12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石刻佛经，而且达5处之多。最多的一处有500余片，一般的都在 100片左右。这些新发现的石刻佛经，强烈地诱发了考察者的兴趣，他们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以期解开这个藏之多年的谜.人们发现，每处凿经石板有大有小，形状取其自然，厚度均匀，板面平整。凿经石版一般分为黄色沙岩、千杖岩、板岩三种。最大的石板长125厘米，宽53厘米，厚6厘米，刻字行，计1000余字；最小石板则仅长8厘米。每块石板多为两面刻字，粗略统计总刻字数达50多万。石刻佛经的雕刻有阴文和阳文两种。每块石板上的刻字风格不一，有的严谨工整，有的流畅奔放，有的苍劲有力，有的潇洒秀雅。可以断定，刻经者绝非一人。石经均以横行排列，布局很有讲究，行距清晰，底格虚线，依稀可辨。石板多刻满为止。从所刻经文上看，其刀法之娴熟，可谓炉火纯青。这些石刻佛经平放在一个长660厘米，宽125厘米，高58厘米，由花岗岩奠基而成的长台上，其底端为黄色沙岩，千枚岩和板岩置于其上，层层堆垒而起，共计12层，每层之间用黄土相隔。
考察发现，每块石刻的朝阳面字迹清晰，保存完好，背阴面却已严重风化，模糊不清，底端部分几乎脱落殆尽，无法辨识。这说明这些石刻佛经的年代已久。对石料进行鉴定，发现这些石刻与当地岩石大不相同，因而可以肯定是由别处运至此地的。在一些较大的刻石边沿上，均凿有四个圆形缺口，这显然是为了方便搬迁、防止绳索滑落而设。考察者还根据石刻佛经风化的程度不同，推知其并非同一时期的产物。让考察者感到震惊的是，位于祁曼塔格山南坡的一堆石刻佛经，除少数石料系黄色砂岩之外，其余均为质地异常坚硬的花岗岩。砂岩上所刻石经大多剥蚀泯灭，而花岗岩上所刻的石经却保存完好。而能在这种异常坚硬的石料上刻字，如今都绝非易事，当年就更不可想象了。
石刻佛经的单独存在是令人费解的。考察者在发现佛经处寻找，发现了多处用花岗岩堆砌而成的似炉非炉的棱形遗址，但未明其为何物，在佛经周围，至今也没有发现任何寺庙的影子，也未搜求到可以证明当时人们在这里生活的遗迹。经有关部门鉴定，这些石刻佛经为藏传佛经的中后期产物，其内容多为佛教信徒时常吟诵的“六字真言”，即“掩、嘛、呢、叭、咪、吟”。其中有段经文以七言古诗的格式记述了佛教宁玛派祖师莲花生当年传经时左手握着法铃，右手持着金刚柞和镇压妖魔鬼怪的史实。
如果依据石刻佛经上的记述来推断，东昆仑山区的这些佛经都应是莲花生时代(公元724一797年)之后的产物，是由其弟子传播的。这些石刻佛经似还可证明盛唐时期，西藏的势力不仅曾扩至天山一带，而且当时的东昆仑一带，也是藏族势力和佛教传播的地方。这对研究历史上藏族的分布范围和佛教的传播路线、区域，也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至于关于这些石刻佛经的其他疑谜，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个解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