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经验借鉴
欧洲在文化旅游发展方面一直是世界上的典型区域，其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方法都是世界其他国家借鉴的典范，法国、意大利、德国是欧洲文化旅游的典型国家，在入境和出境游方面均占世界前列，欧洲诸多国家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有资料显示，欧洲的41个国家共拥有367项世界遗产（其中12项为跨国遗产〉，其中文化遗产327项，自然遗产33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7项20。欧洲大致经历了城市发展交织着结构性衰退、功能性衰退和物质性老化等多种问题（张伟，）。欧洲的许多城市都是古城，在城市发展时候，并没有把城市推倒重建，而是在古老城市的基础上倡导“区域复兴”。区域复兴是西方国家在上世纪50-60年代面临老城区增长缓慢、功能弱化、就业下降以及其他矛盾下降的背景下提出的，该战略的实质即是区域的重新振兴。经历了产业与功能转型，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改造、管理制度变迁、区域政策调整、城市改造与振兴、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重建、区域形象提升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李诚固，）。
区域复兴成为目前西方城市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德国的鲁尔地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在原有古老城市的基础上把文化遗产资源重新再利用，即达到了保护的目的，又带来了经济收益，并通过国家和城市规划，优化城市布局，达到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的协调发展。
同时，欧洲各国注重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如合作营销、共同保护、制度一致等内容。如欧洲的“文化之都”活动是从1985年开始的一项推广欧洲文化城市的活动，每年评选几个代表性的文化城市，希望通过“文化”作为纽带把整个欧洲城市串联起来。获得“文化之都”的城市，会安排各种文化活动，来展示自己的文化遗产以及文化成就，并以期加强与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文化之都”即有效地提高了城市的影响力，也促进了本地区文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美英由于历史等因素，许多政策制度如出一辙，美国从90年代以来倡导新凯恩斯主义，主要国家宏观调控与企业白治相结合，在此宏观政策下，文化元素作为二种城市复兴的经济资本，成为城市的新名片，拥有独特的文化元素，就拥有了独特的竞争力。通过整合文化元素与现代生活元素，并于城市规划相结合，成为美英城市提升活力的重要手段。美英等国注重从国家层面倡导文化遗产保护，保护是再造的基础，如美国的《国家历史保护法》，确立了“联邦州地方”各级保护体系，对于各类文化遗产及文化历史遗存，以及古代生活场景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这种保护体系对西方世界的影响都比较大。在者，对于私人投资遗产建筑等行为的奖励政策如税收减免也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美国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自由、开放式的管理模式，即鼓励地方及产业自主发展，联邦政府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及经济补助。
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是伴随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的，新加坡也如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把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文改善主要的助推器。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如1989年由新加坡文化艺术咨询理事会出台的国家艺术发展报告书，2000年出台的《文艺复兴城市报告》、以及的“再造新加坡”计划，以及注重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新加坡的人口约400万，在游客人数达到了1400多万。
新加坡政府认同，文化遗产既是一种经济资本，又是一种社会资本，保护可以是生产发展的贡献力量。新加坡在极力保护文化景观的同时，形成了成片的遗产链历史保护区域如中国城（Chinatown）、小印度（Little India）等，这些保护区域的面积占到了中心城区的4%。同时，新加坡以“花园城市”自称，优良的城市环境和经济发展业绩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新加坡的会展业也成为文化发展方面的典型案例，每年举办的大型国际赛事、国际会议均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良策。
第一，国家层面，制定有利于城市和文化旅游协调发展的国家政策从欧美英以及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从国家和政府层面，都比较注重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并且以国家法律法规和制度来保障文化资源的保护，事实上，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欧美国家来说，文化资源保护较好本身就成为一种吸引力，文化特色成为城市发展的方向。城市发展倡导的是适度发展，城市的布局和发展都以保护文化遗产为首要前提。欧美城市的发展并没有让文化遗产保护绝缘，而是倡导文化遗产古老城区的“区域复兴”，使得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旅游发展以及城市的发展处于互动协调的运转轨道。
第二，城市层面，制定有效的城市发展规划欧美城市的发展较注重城市规划的制定，且具有长效性，并不因城市管理者的改变而带来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且长官意志的决定性并不大，全民参与及监督机制，使得城市的规划只能服从于城市发展的实际。有效、完善、长效的城市发展规划，使得城市文化资源保护能得到有效实现。
第三，微观层面，注重私人企业或者机构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介入欧美城市对于私人或者机构介入文化遗产保护有着较好的奖励制度，“文化遗产的再利用模式”成为欧美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私人资本介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模式，通过对旧文化遗产的重新开发再利用，使得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得以发挥，如美国的昆西市场的改造，英国的曼哈顿阁楼开发公司等。这样的做法既能避免地方政府为文化遗产保护筹措资金的为难困境，又能让私人机构获利。诸多实践证明，西方将文化遗产保护和再利用已经作为一项产业来实践。
第四，国民意识层面，对于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城市协调发展的认可和全民参与。欧美国家的大部分城市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以推倒重建为主要的城市发展方式，推倒重建的结果是破坏了大量的历史遗存，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民众对于破坏文化遗产和历史遗存的大量反对之声，以及当局者对于城市发展模式的思考，西方城市的发展模式转向为“再利用模式”。西方城市的发展较尊重民众参与以及民众意愿的表达。而民众均有较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这对于当局者的监督作用比较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