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出身，靠着“学面优明任”做厂官，曾国藩却一反传统的“ 学而优则仕”，提出读书不谋做官发财，只求读书明理。倘省做育，则应忠言直谏、以民为本;倘若做官，则不要发财， 以遗后人。
好一个“读书不为做官，做官不为发财”，那他读书干什么。明理!明什么理?做人，做事，做官之理。一介书生，只身一人来到京城。除了满覆经论。身无长物。他想做什么?他能做什？曾国藩知道自已什么也做不了，要做事，先做人，只有会做人。才能做事。正如汉字的“人”字，只有自己那一撇先立起来，别人才能搭把手，成为一个“人”:如果自己的那撇立不起来，别人想搭手帮也没有地方，弄不好就帮成“二”了，所以要成人先自立。
一个处于没落之途的封建王朝,官场上钩心斗角和阴谋阳谋杂陈，这样的境地，保住身家性命就不错了，要干一番事业更难。而曾国藩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关键在于他深明为人处世之理——待人以诚、谋人以忠、干事以敬。待人以诚则卸去做心术的负担和忧患。正如其格官所说"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处逆境宣畅天怀”;谋人以忠则不求非分之想,不做虚妄之行，不抛弃根基而追求不可把握的东西,以免置自己于危地:干事以敬则干事实事求是、扎扎实实，正如其格言所说:“只问耕耘，莫问收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曾国藩巧于机缘，遇上了仕途上的三位导师，一是唐鉴，二是倭仁，三是穆彰阿。
唐鉴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对曾国藩的忠告是:“检身之要,我送你八字。即检摄在外，在‘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至于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专精，则万不能通一经。比如老夫,生平所精者，亦不过(易》一种耳。”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目记自我检讨。
后来，在唐鉴的推荐下，曾国藩又拜访大学士倭仁。倭仁是唐鉴的弟子,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三上春闹，首辅军机大臣穆彰阿时为总裁。从此二人有了师生之谊。穆彰阿对曾国藩的学问、文章和行事都大为赞赏，曾国藩一再拜谢穆彰阿知遇之恩。有了穆彰阿做靠山，加上自己刻苦修业深造，曾国藩在翰林院果然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道光二十年(1840)授翰院检,道光二十三年(1843)翰林散馆大比，穆彰阿再次担任总考官。试后，曾国藩拜会穆彰阿,并把自己的考卷誊清，呈送给他。于是曾国藩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穆彰阿对曾国藩关怀备至，有一次皇帝召见曾国藩，曾国潘事先到穆府请教，结果穆彰阿设法让曾国藩得知了皇帝召见的内容。此后，曾国藩更加官运亨通。道光二十七年( 1847)升内阁学土、礼部待郎，后遍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
从道光十八年（1838）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连跃十级，从七品升到了正二品。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原因很多，既与他本人学有专长有关，又离不开权臣穆彰阿的垂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