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内首座以“纪念台独分子”为主题的公园——“黄昭堂纪念公园”将于本周五启用。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8日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台“行政院长”赖清德和“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将出席启用仪式。黄昭堂被称为“台独教父”，1932年出生在台南七股，曾任“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成为“2·28百万人手牵手护台湾”总指挥，11月因病去世。蔡英文曾表态很怀念黄昭堂，称“之前有事情都可以去问他，他会给一个答案”。
报道称，台南市政府审议通过把黄昭堂列为台南市“政治类历史名人”，市政府决定兴建纪念公园。去年4月动工时，时任台南市长赖清德和高雄市长陈菊都曾出席。报道称，公园规划有舞台、广场等设施，并为黄昭堂立了铜像，下方有落款为他本人的“我这一生除了台独运动，别无所求，这是我对待生命浪漫的方式”字迹。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1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个公园一年前就开始建设，跟民进党当局此前“去中国化”的种种行径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就是搞“文化台独”路线。联系到台当局近期对教育文化的改造，包括对教材、文化教育设施以及各种文教活动，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处处体现民进党的“台独”理念。此外，民进党推行的“台独文化”改造运动也是为了在岛内跟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想把台湾社会“台独化”，培养“台独”下一代，壮大后备军，以便有利于其长期执政。大陆对台湾当局在岛内搞的这种“文化台独”要提高警惕，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积极维护两岸民间交流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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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昭堂——“台独联盟”元老之一
黄昭堂，化名黄有仁，1932年生于台湾台南县，台湾大学经济系学士，服兵役时为中尉，1958年赴日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学硕士、社会科学博士。曾担任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政治史教授，日本昭和大学政治学教授。
1960年2月，他和王育德等人在日本纠集一些台湾留学生，组织“台湾青年社”，王育德为委员长，1963年5月，“台湾青年社”改组为“台湾青年会”，黄昭堂任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65年5月，“台湾青年会”改称“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简称“台青联”），其委员长地位被辜宽敏代替。1970年，“台湾独立联盟”成立时，黄昭堂任该盟总本部中央委员，1979年任日本本部委员长，1980年担任总本部副主席，自1995以来一直担任“台独联盟”总本部主席。民间“台湾安保协会”理事长。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来，被陈封为第一、二、三届有给职“国策顾问”。
注重独撰“台湾不属于中国”的谬论
在黄昭堂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反复强调：“要追求独立建国的理论”，理论“可以将独立建国合理化，让更多的人能接受，也能凝集独立运动的力量”。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几十年来，他大肆鼓吹形形色色的“台独”谬论，尤其在“台独”的要害问题——“台湾主权问题”上，不遗余力。他除了和和彭明敏等合写《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民族及民族问题》等书和文章外，自己还不时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并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会议，反复宣扬他的歪理邪说。其主要论点有：
台湾历史上只被荷兰、西班牙、郑王国、清王朝、日本统治过，它和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瓜葛，由于清王朝被中国视为“鞑虏”，所以“清国并不是中国”，台湾和中国都是被异民族“清国吞并支配的”。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资格拥有台湾主权。
清王朝依《马关条约》将台澎湖割让给日本，虽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使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但是这两个文件是“和平预备条约”，在“对日和约”签定之后，依据后订条约优先的原则，两者的存续已无意义。
1951年的“对日和约”仅规定日本放弃台澎，“并没有规定要割让给何国”；1952年的“日华和约”“也没有规定日本割让台湾给中华民国”。因此，在国际法上台湾的地位是一个“归属未定的地域”。“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外来占领政权”。
“台湾人可引用”《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文件，“主张台湾的领土主权属于台湾人，至少应该由台湾人来决定”。
自“中华民国”转移到台北以后，“台湾的地位不过是‘被以金马为领土的独立国家中华民国统治的地域’而已”，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台湾自90年代末期开始一连串自由化、民主化与台湾化改革，将中央政府权力基础彻底台湾化，并对外宣称放弃代表中国，转而争取并维护台湾代表权，逐渐创造一有别于中国、属于台湾自己的国际人格，这个过程是台湾人民共同实践其国际法上自决权的具体表现。
世界上不少国家是由外来占领政权本土化而成立的，台湾如果“采取继承中华民国的方式而独立”，那不论怎么修改“中华民国宪法”，不管是“独立的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国”，都是由中国分裂出来的分裂国家”，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有反对、阻止、对抗、平定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国的权利。要想尽办法，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任何对台湾领土权的根据”。“因此，台湾的独立不应循修宪之方式，而应走制宪之路。”
坚持台独激进路线
黄昭堂及其领导下的“台独联盟”，坚持激进路线，反对民进党在转型过程中，对“台独”主张作的策略性调整，属于“台独基本教义派”。其主要主张如：
例一，1994年8月，黄昭堂参加一个座谈会，说：“台湾如何回国际社会，我认为不成立独立国家台湾是无法回去的。因此，可以说台湾明确宣布独立是最好的方法。制定新宪法，或改国名是比较温和的做法。”“我们不必怕刺激中共”。
例二，1995年9月，施明德提出，民进党执政后，“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黄昭堂认为，这种说法“对台独运动不好”，“为了实现台湾独立，台独运动者必须时时刻刻宣扬台湾独立的必要性”。
例三，1997年岛内“台独基本教义派”发起“台湾共和国运动”，黄昭堂是该活动的召集人之一。该“运动”宣称，它以“推动台湾正名、废除中华民国国号、推动一台一中政策和用台湾共和国国号为具体行动”，以“推动建立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为最终目标”。
例四，1999年3月，黄昭堂说，台湾“明明是一个国家，今时今日却非得叫中华民国不可，因此我主张为了摆脱台湾这个矛盾的问题，应宣布独立，再重新建立一个新国家。”
例五，2002年5月11日，由“台独基本教义派”纠合而成、由黄昭堂为共同召集人的
“台湾正名运动联盟”，在台北举行“5·11台湾正名游行”。“台独”分子们狂叫“找回台湾本名”、“把中华民国送入历史”、“台独建国”。
还提出所谓“七项诉求”：台湾人的国家名称不是中国，要求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不要以‘中国人’来称呼台湾人；要求“教育部”重新制订以台湾为主体的教科书来教育下一代；要求企业、台湾境内设立的社团、台湾驻外单位的名称，不要用“中国/中华/China”，而一律用“Taiwan”，“并以此名称申请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要求推动制订新宪法，将国号改为‘台湾国’或‘台湾共和国’”。“正名联盟”把2002年视为“台湾正名宣传年”，是“台湾正名行动年”，梦想“前，陈水扁能把‘中华民国’送入历史，并制定台湾新宪法。”
为李登辉、陈水扁大唱赞歌
黄昭堂对死硬“台独”分子李登辉看作是“自己人”，经常用肉麻的语言吹捧他。黄昭堂毫不隐晦地说：“我一向很崇拜李登辉”，“台湾的国家定位问题，没有一个领导人超过李登辉。”在这个问题上“李登辉是居功厥伟的”，“尽管李登辉从未清楚说过任何支持台独的话，但从他上任后，在提升本土意识上的作为，却让台独人士将他归为‘自己人’；尤其当他抛出两国论后，台独人士情绪为之大振，更能对他的‘不喊台独’有更大的包容和体谅。”甚至说：“李登辉是台湾人当中，50年来或百年来难得一见的伟大政治家”。2001年李登辉跳出来拼凑“台湾团结联盟”，搅动台湾政局，黄昭堂认为其辩解：“因为李登辉对目前国家定位的走向，和台独人士一样感到不安，觉得目前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声浪，似有日益后退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陈水扁力量不够，一方面则是因为连战偏离李登辉‘两国论’的路线，所以才会促成他再度崛起”。
至于陈水扁，黄昭堂从一开始就支持他竞选“总统”，陈一上台，“台独联盟”便作成专门决议：“对于新政府，台湾人民应全力支持”。吹捧“扁唐体制的施政不错”，“扁张体制其实也可算是不错的方式”。希望他“四年之后继续执政”。
同时，称赞陈水扁的“渐进式台独”。说：“我承认民进党执政后，对台湾独立是有所妥协，但这是有所必要，总是有慢慢来，而就目前来看，整个大方向并无渐行渐远，实际上还是在慢慢推动，只是速度太慢，应该要加快。”由于坚定的台独立场、又为陈水扁捧场，所以得到陈水扁的赏识，连续三次被陈水扁聘为有给职“国策顾问”。
与日本关系不同寻常
2001年第751期《新新闻周刊》指出，黄昭堂“与李登辉同样跟日本有深厚的渊源”。这话点中了黄昭堂的要害。黄昭堂从1958年留学起，在日本学习、教书、从事台独活动几十年，与日本的关系很不一般。
首先，他与日本那些梦幻“日台一体”的政客，为了分裂中国而狼狈为奸。例一，黄昭堂坦承：“日本方面对台独联盟成员从未有压迫动作，甚至曾私下表示，希望台湾早日独立，因为如此比较合乎两国利益”。例二，黄昭堂是“台独”分子中最得日本信赖的人，这集中反映在1969年美、日合谋，要把因搞“台独”而被严密监视的彭明敏弄出台湾时，将这个“天机不可泄漏”的计划，背着大汉奸辜显荣的儿子、时任“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委员长的辜宽敏，而让黄昭堂负责协助执行；例三，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进行“反台独、反分裂”斗争、台独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之时，日本防卫厅竞邀“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黄昭堂，参观其陆上自卫队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公开为他和他所属的势力撑腰壮胆。
其次，黄昭堂和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知心朋友。日本右翼分子因为要重温东亚盟主旧梦、要在台湾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所以尽管他们在“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支配下，凡事抱着只讲实力、不认道义的民族价值观和孤妄自大的民族优越观，让人觉得这些人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但是，他们对黄昭堂之流的“台独”分子却表现了少有的热情，二者为了肢解中国而打的火热，甚至滚作一团，“台独联盟”日本本部里负责编辑《台湾青年》几十年而不漏一期的宗像隆幸，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黄昭堂曾说：“我在日本生活达36年之久，结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他们给我这个流亡海外的台湾人很多的温暖与支持。就一般而言，日本人对外国人总有一种陌生感，以至不少的外国人认为日本人是排外的，尤其是那些看不起亚洲、非洲的人。但是我倒认为，日本人一旦交心，友情的深度是令人感动的。”很显然，他说的这些“日本人”，不是广大的日本人民，而是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再次，黄昭堂在大学学习供职几十年，结交不少学界人士，其中不乏日本右翼学者，并和他们一起搞分裂中国的勾当，就连黄昭堂和彭明敏在1975年合写的“台独力作”《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也是在日本政经学会学术论文奖助金的所谓“资助”下完成的。（据环球网、中国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