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居住在一座苍老的两层木房子里，厨房紧靠旁边，大约10来个平方米，房顶用油毛毡盖着，周围用杉木板装起来，四面漏风。冬天北风呼啸，在厨房煮饭冷得打颤；夏天倒是凉快，微风出来，比打开电扇还舒服。
厨房里，父亲用黄泥和砖头并排砌了两口灶。一口小灶，用来煮饭、炒菜、烧水。另一口大灶，放了一个大铁锅，用来煮猪食。灶台前放了一堆杂柴。为了增加一些额外收入，每年，母亲要喂养两头大肥猪出售。母亲每天煮一锅猪食。如果柴草不太干，从灶眼里冒出的滚滚浓烟呛得人咳嗽半天，睁不开眼，透不过气，头发和衣服上落满了烟草灰，鼻子里也是灰，整个厨房显得乌烟瘴气，就像硝烟弥漫的战场，母亲在厨房里忙来忙去就像打仗。经受了长年累月的烟熏和“烤验”，厨房四周被熏得漆黑一片。“黑厨房、土灶台、大水缸，一日两餐不离柴”，是那时我家厨房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农村相当贫穷，社员除每天正常出工外，还要靠养猪赚钱糊口。每天煮猪食，要烧掉一大堆柴草，每年要花不少时间去山上砍柴，有时一家男女老少拿着柴刀全出阵，整个山坡像赶集一样热闹，家家户户的屋前房后空地上、猪牛栏架上、厨房四周都堆满了柴草，为农忙“双抢”和冰天雪地烧柴时做好了充分准备。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父亲终于被摘掉了戴了的“右派”帽，重返教师岗位，家里每月有了几十元的工资收入。更令人欣慰的是，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我家分到7亩多田，每年要收获7千多斤稻谷，几乎要把剩余的一半粮食卖掉。1984年，我们一家人通过勤劳拼搏、省吃俭用，请人拆掉了那座破烂摇晃的木房子，盖起了一幢青砖黛瓦的楼房，两层四排三间，我们腾出其中一间做厨房，请泥水匠砌起了省柴灶和高高的烟囱。煮饭炒菜时，柴草也节省了大半，缕缕炊烟乖乖地顺着烟囱排到屋外，飘向远方，基本上告别了烟熏火燎的艰苦日子。那时，我们村300多户家庭，陆陆续续打起了省柴灶，厨房里不再充满滚滚炊烟，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997年，我和妻子离乡背井来到浙江打拼，在距离公司不远处的老百姓家里租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买了煤球炉和煤气罐放在阳台上，煤球炉用来烧开水，煤气罐用来煮饭炒菜。烧煤气火力大，可随时调节，十分方便，一顿饭菜很快就能做好，节省了很多时间，地面也比以前在老家烧柴干净多了，头发、鼻孔不再粘着黑黑的烟灰。
但烧煤气有利也有弊。我家的租房在三楼，每次充气，早上要把空罐提到楼下，下午充气好了，又要扛到房间，有时跟妻子一起提上来。由于长期不干体力活，把一个几十斤的煤气罐提到三楼，还真有点让人气喘吁吁。
近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我们一家人的工资收入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4年前，我们在城里买了一套四室一厅一厨的商品房。厨房和餐厅用一扇玻璃推拉门隔开，厨房四周墙壁上贴了白色瓷砖，显得宽敞明亮。厨房还装上了集成橱柜，通上天然气管道，添置了燃气灶、抽油烟机、电饭煲、消毒柜、冰箱等现代炊具，煮饭炒菜实现了燃气化和电器化，不再需要换气扛煤气罐，既干净卫生又省力，完全告别了烟雾缭绕的呛人岁月，过上了清洁舒适的城里人生活。
从烧柴火到烧煤球再到天然气，从泥巴灶到省柴灶再到整体厨房，40年来，我家的厨房经历了一次次变迁，反映了我家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者简介]：黄田，湖南省绥宁人，某企业报主编，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永康市作协理事。至今在《人民日报》《文学报》《杂文报》《工人日报》《新民晚报》《读者》等全国40多家报刊发表作品1000多篇，几十次在全国征文中获奖，作品入选《中国散文大系》《浙江散文精选》《散文选刊》全国散文获奖作品集、《杂文报》全国杂文获奖作品集等多种选集。曾荣获“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和《杂文报》全国民生杂文征文大赛二等奖、全国最佳杂文。已出版《悠悠万福桥》《文人相轻又何妨》《想说就说》《芳华岁月》四部散文、杂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