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的红场阅兵定于6月24日举行。按之前惯例，从前苏联时代延续下来的红场阅兵一般在每年5月9日或11月7日举行。其中，5月9日是卫国战争胜利日，而11月7日则是纪念1941年那场著名的“战时大阅兵”。
受全球疫情影响，俄罗斯今年的5.9红场阅兵不得不推迟，然而普京为何定在6月24日？这当然有其历史渊源。1945年这一天，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彼时不仅是苏联刚赢得卫国战争胜利，还正值无比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四周年。
这场同样著名的红场大阅兵中，担任阅兵首长的是战功卓著的朱可夫元帅。在观礼台上斯大林“大元帅”注视下，朱可夫元帅骑着白马威风凛凛地检阅部队，而陪同他检阅的则是阅兵总指挥罗科索夫斯基元帅。
两百名饱经战火的苏军将士把缴获的纳粹军旗扔到列宁墓前，历经4年战火淬炼的苏联红军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胜利喜悦。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和平似乎真的到来了。然而，观礼台上的最高统帅斯大林清楚，这场战争还没到结束的时候。
红场阅兵后，当时苏军各方面军的司令员纷纷返回各自部队，而其中三位苏联元帅却“不知所踪”，他们就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梅列茨科夫元帅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令外界疑惑的是，三位元帅既没有返回自己方面军驻地，也没有留在莫斯科，联想到此前苏联将帅们的“经历”，尤其是梅列茨科夫在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即锒铛入狱，难道三位元帅同时被查办了？
三位苏联元帅“失踪”，当时对此最关心应该是日本人了。德国战败后，孤身奋战的日本特别关注苏联动态。虽然还寄希望苏联出面调停日本与美英的战争，但日本人还是从心底里信不过斯大林。为此，日军情报部队密切注视着苏联红军在远东的动向。
时隔不久，这三位苏联元帅果然在远东地区现身了，所不同的是，他们分别使用了化名，肩上的元帅衔也“降”为中将或上将军衔。这三位元帅原来是被斯大林“降衔发配”了，结合此前苏军高级将领时常被降职降衔甚至发配流放，这倒不值得大惊小怪。
毕竟跟俄国人打了几百年交道，日本人的嗅觉还是敏锐的，他们立刻预感到风暴即将来袭，知道大事不好了。
其实，到当年7月初，苏联向远东运送兵力和作战物资的行动已持续一个多月了。早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斯大林就开始筹划远东战役。经过前期紧锣密鼓的准备，从德国投降后的5月初开始，在横跨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每天都有满载士兵和作战物资的列车浩浩荡荡向东开进，如此周而复始，在运兵最高峰，一个夜晚发出的火车就多达二十六辆。
神不知鬼不觉得“远东调运”足足持续了3个月，到当年8月初，苏军三个方面军的157万大军在远东完成集结，一同“集结”的还有超过5000辆坦克、近4000架飞机和2万多门火炮。
讽刺的是，擅长情报工作的日本人竟毫无察觉，一直相信斯大林承诺的“远东无战事”。作为对俄国人与生俱来的警惕，日本仅对西伯利亚铁路加强了监测，但也没发现苏军有什么异动。
应该说，对苏联这场大规模军队调动，斯大林蒙蔽对手的手段堪称大师级，其隐蔽性丝毫不亚于四年前希特勒的东部大运兵。此外，日本人一贯的狂妄自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年4月初，莫洛托夫正式告知日本：苏联不准备续签次年到期的《苏日中立条约》。
想想之前苏联屡屡撕毁条约的行径，这一举动释放的信号再明显不过了。然而还是心存侥幸，日本人认为有一纸条约在手，苏联不至于这么快翻脸。况且，被苏德战争重创的苏军短期内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即使进攻，凭借“满洲”易守难攻的地形，百万关东军对付苏军这支“疲惫之师”应该没什么问题。日本人还自认为，只要能跟苏联拖延争取到时间，到时与美英“媾和”仍大有希望。
就这样，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时，日本仍置之不理，首相铃木贯太郎态度强硬，狂妄叫嚣“将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
可怜的日本人有所不知，十天前美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时任总统杜鲁门已准备把另两颗“送”给日本，而斯大林也已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苏军远东总司令，准备对日军实施“最后一击”。
1945年8月8日，莫斯科时间下午五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当面宣布废除未到期的苏日中立条约，从次日零时起“苏联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一脸疑惑的佐藤看了看表，此时已是东京午夜了。
赶在美国人丢给日本两颗原子弹之间，1945年8月9日零时刚过，157万苏联红军从三面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斯大林一手策划的“八月风暴”终于向日本人袭来了。
文/田瑞安 原创不易，敬请关注 ；欢迎留言评论，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