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的红场阅兵定于6月24日举行。按之前惯例,从前苏联时代延续下来的红场阅兵一般在每年5月9日或11月7日举行。其中,5月9日是卫国战争胜利日,而11月7日则是纪念1941年那场著名的“战时大阅兵”。
受全球疫情影响,俄罗斯今年的5.9红场阅兵不得不推迟,然而普京为何定在6月24日?这当然有其历史渊源。1945年这一天,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彼时不仅是苏联刚赢得卫国战争胜利,还正值无比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四周年。
这场同样著名的红场大阅兵中,担任阅兵首长的是战功卓著的朱可夫元帅。在观礼台上斯大林“大元帅”注视下,朱可夫元帅骑着白马威风凛凛地检阅部队,而陪同他检阅的则是阅兵总指挥罗科索夫斯基元帅。
两百名饱经战火的苏军将士把缴获的纳粹军旗扔到列宁墓前,历经4年战火淬炼的苏联红军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胜利喜悦。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和平似乎真的到来了。然而,观礼台上的最高统帅斯大林清楚,这场战争还没到结束的时候。
红场阅兵后,当时苏军各方面军的司令员纷纷返回各自部队,而其中三位苏联元帅却“不知所踪”,他们就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梅列茨科夫元帅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令外界疑惑的是,三位元帅既没有返回自己方面军驻地,也没有留在莫斯科,联想到此前苏联将帅们的“经历”,尤其是梅列茨科夫在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即锒铛入狱,难道三位元帅同时被查办了?
三位苏联元帅“失踪”,当时对此最关心应该是日本人了。德国战败后,孤身奋战的日本特别关注苏联动态。虽然还寄希望苏联出面调停日本与美英的战争,但日本人还是从心底里信不过斯大林。为此,日军情报部队密切注视着苏联红军在远东的动向。
时隔不久,这三位苏联元帅果然在远东地区现身了,所不同的是,他们分别使用了化名,肩上的元帅衔也“降”为中将或上将军衔。这三位元帅原来是被斯大林“降衔发配”了,结合此前苏军高级将领时常被降职降衔甚至发配流放,这倒不值得大惊小怪。
毕竟跟俄国人打了几百年交道,日本人的嗅觉还是敏锐的,他们立刻预感到风暴即将来袭,知道大事不好了。
其实,到当年7月初,苏联向远东运送兵力和作战物资的行动已持续一个多月了。早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斯大林就开始筹划远东战役。经过前期紧锣密鼓的准备,从德国投降后的5月初开始,在横跨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每天都有满载士兵和作战物资的列车浩浩荡荡向东开进,如此周而复始,在运兵最高峰,一个夜晚发出的火车就多达二十六辆。
神不知鬼不觉得“远东调运”足足持续了3个月,到当年8月初,苏军三个方面军的157万大军在远东完成集结,一同“集结”的还有超过5000辆坦克、近4000架飞机和2万多门火炮。
讽刺的是,擅长情报工作的日本人竟毫无察觉,一直相信斯大林承诺的“远东无战事”。作为对俄国人与生俱来的警惕,日本仅对西伯利亚铁路加强了监测,但也没发现苏军有什么异动。
应该说,对苏联这场大规模军队调动,斯大林蒙蔽对手的手段堪称大师级,其隐蔽性丝毫不亚于四年前希特勒的东部大运兵。此外,日本人一贯的狂妄自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年4月初,莫洛托夫正式告知日本:苏联不准备续签次年到期的《苏日中立条约》。
想想之前苏联屡屡撕毁条约的行径,这一举动释放的信号再明显不过了。然而还是心存侥幸,日本人认为有一纸条约在手,苏联不至于这么快翻脸。况且,被苏德战争重创的苏军短期内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即使进攻,凭借“满洲”易守难攻的地形,百万关东军对付苏军这支“疲惫之师”应该没什么问题。日本人还自认为,只要能跟苏联拖延争取到时间,到时与美英“媾和”仍大有希望。
就这样,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时,日本仍置之不理,首相铃木贯太郎态度强硬,狂妄叫嚣“将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
可怜的日本人有所不知,十天前美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时任总统杜鲁门已准备把另两颗“送”给日本,而斯大林也已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苏军远东总司令,准备对日军实施“最后一击”。
1945年8月8日,莫斯科时间下午五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当面宣布废除未到期的苏日中立条约,从次日零时起“苏联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一脸疑惑的佐藤看了看表,此时已是东京午夜了。
赶在美国人丢给日本两颗原子弹之间,1945年8月9日零时刚过,157万苏联红军从三面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斯大林一手策划的“八月风暴”终于向日本人袭来了。
文/田瑞安 原创不易,敬请关注 ;欢迎留言评论,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