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记者张聪 实习生刘清扬 楚天都市报记者萧颢摄
作曲家时常隐匿于幕后，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曾站在聚光灯下。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系主任曹冠玉就有过不少类似的璀璨时刻，但于她而言，最难忘的一幕，始终还是俄罗斯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
那天，出访莫斯科的天空合唱团以她创作的《越调·小桃红》为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建院150周年庆典音乐会献声，而这首别名“元曲四首之《夏》”的作品，正是她多年前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求学、想念武汉炎热的夏时所作——在古典乐圣地学习的几年里，为了听音乐会，她几乎站过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音乐厅的每一个角落，“唯独没有站上过舞台，但那天，我上台谢幕了。”
很难说这次经历就是曹冠玉作为作曲家的事业顶峰，毕竟在这首《越调·小桃红》之外，她写过《桂花谣》也写过《燕子》，而所有这些代表作品，都在更浓烈的中国审美和东方韵味中，书写着这位“70后”湖北作曲家与前辈方石、王原平们的不同。
被父亲“逼出来”的作曲家
职业生涯的“最大危机”是次英语考试
楚天都市报（简称C）：放眼整个音乐创作领域，女作曲家都是不多的，你怎么就入了这一行？
曹冠玉（简称Y）：我学这个专业是被我爸爸“逼”的，因为他这一辈子就想搞作曲，这是他的愿望，他没有完成，相反是打了一辈子扬琴。我从小先跟着他学扬琴，进了音乐学院附中拉的是大提琴，我真的最开始只是想拉个琴而已！（就想着毕业了进一个乐团做个演奏员？）对，我当时就想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挺好——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玩了，也没有那么多压力。（笑）
但作曲肯定不是，这个专业永远是音乐学院所有专业里最难的，要学的东西是最多的，所以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真的很痛苦，我要完成的作业太多了，那个时候又没有窥出门道。它不像练琴，练5个小时的琴，练好了就会有5个小时的效果，但作曲你写5个小时，第二天看到谱子你就想把它撕掉，这种经历我有过太多了。
C：那你觉得是什么时候真正看到作曲门径的？
Y：在莫斯科读硕士的两年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念大学的时候我老想跟着老师的脚步走，模仿老师的风格写作，怎么样才能写出一个作品让老师觉得我很有才气，让他觉得“我很像他”。
后来去了莫斯科，有一次我在家里憋了好久写了一个我自认为技术无懈可击的作品，但我的老师看完之后足足一刻钟都没有说话，他后来问我说，“你是中国人？”我说“对”，但我很奇怪——他都教我那么久了，为什么还问这句话？我没有想到他接下来会说，我的那首曲子可能是个日本人写的，可能是个俄罗斯人写的，也可能是个美国人写的，“只有技术，看不到民族性。”
我的改变和我对作曲的认识，应该就是源自那一次的交流，从那以后到现在，我更加关注自我内心的感受，学着用我自己的语言体系来描写我认为美的事物。一旦这个观念转变了，我就跟自己和解了。
C：这算是你职业生涯的危机吗？
Y：这不算。（笑）我职业生涯的危机是去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音乐学院做访问学者之前——我们提前半年在四川外国语学院集合学习，我记得太清楚了，9月4号的摸底考试，我考了人生40年的第一个零分。
我只会俄语，就是个英文白丁，看到试卷一个字儿都答不出来，当天考完我就跑到楼顶哭了一场，我就想自己是不是要找个机会回武汉算了，但就是同一天，北京的朋友给我发来一个图片，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唱了我改编的曲子《鸿雁》，我就想，退一步是很容易，但回去之后我怎么上课堂？我以后怎么教学生面对困难时要突破呢？
这后来的三个月每天我都学到凌晨三点钟，因为我在莫斯科待过，知道语言不通的艰难，想要专业进步语言就一定要过关。到12月，我顺利通过国家留基委的英语考试。
有人说作曲家的生活像“苦行僧”
但和自我精神对话的过程太美妙了
C：作曲家更多活在“幕后”，但我没有想到你家里也会布置得这么简单，我刚转了一圈没发现有电视机，你的日常是怎样的。
Y：我的日常非常简单，我很宅，而且据我所知，从事我们作曲行业的人大都很宅。我在音乐学院的老师到现在为止留给我的号码都是家里的座机，你随时给他打电话他都在家。
不仅宅，我在物质上也会刻意控制欲望，你会发现我家里特别简单，甚至于“很空”，因为太多物质的东西会打扰到我的眼睛，会影响我的注意力放在精神层面上。钱钟书先生有句话，“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时间，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这话我太喜欢了！我可能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有时候出去开会，碰到一些演奏过我曲子的指挥，他们看到我以后特别惊讶，“原来曹老师是个女的！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头！”真的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情况。
C：宅，没什么物欲，也不社交，所以主要日常就是创作？
Y：我跟大部分作曲家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大部分作曲家是男的。我认识的很多男性作曲家包括我很崇拜的前辈们，他们为了创作，一年中甚至有几个月的时间是处于“闭关”的状态。但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妈妈，一个老师，我还是个家庭主妇，所以我的创作时间都是半夜——晚上10点孩子和先生睡了，才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从10点一直到凌晨三点，这段时间特别好，安静，没有人打扰，我可以全身心去写东西。
我先生跟孩子的作息基本一致，他送他上学或者放假了他上午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儿，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先生，虽然他老是批评我的作息时间对身体不好，但他还是支持我的事业，我想我们是同行，所以他最终还是理解我的。
C：每天凌晨创作的时候是快乐多还是痛苦多？
Y：你可能会觉得我过得像苦行僧一样，其实不是，我非常享受，我觉得最重要的朋友除了家人，就是另一个自我。作曲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这个过程非常美妙，仿佛你面前有一个谜，这个谜是用很微妙的语言来表达的自我，与自我对话到半夜两三点钟的开心、兴奋、愉悦是一种莫名的满足。精神层面的愉悦与物质的享受是完全不同的，我知道并享受精神愉悦的感觉，太美妙了。
作曲家跟演绎者也是通过乐曲在交流，我的作品，指挥和演唱者能不能明白？我埋在音乐里的秘密和情感他们能不能触摸到?当你发现一旦真有人能够演奏出你想表达的所有东西，破解我的音乐密码，那种感觉像“恋爱”一样！我觉得这就是作曲这个职业最为美妙的地方。
希望东方韵味具有国际传播力
让孩子学琴，让他去探语言未尽之处
C：对比我们熟知的“50后”作曲家，比如方石老师、王原平老师，他们擅长的是原生态的、民族化的创作，你的创作虽然也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很不一样。
Y：我们因为年龄的不同，经历上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前辈们的成长经历了这个国家所有的重大变化，学习经历也会比较坎坷，但这也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民间音乐的素材，那些最原始原生态的音乐形式。我们这代人相比之下走的路更简单，所以话语体系就不太一样。
我现在的创作风格，是三种文化背景交融出来的。小时候我跟我爸在京剧团玩儿，学着扬琴长大；工作4年之后去俄罗斯，莫斯科漫长的冬天会剪掉你所有的欲望，去接受最正统、最典雅、最规矩的古典乐洗礼；再后来去美国，在那受到多元、开放的文化的冲击。这一切的经历都藏在我的作品里。
C：你的作曲大部分集中在合唱领域，你有自己的职业目标吗？
Y：我最大的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合唱不是只有群众大歌咏，它有很大一部分是更美更艺术化的，我希望自己的作品立足当下，中西兼容。在西方音乐思潮本土化的过程中，深入思考当今中国音乐文化的环境与创作实践。不仅要看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也应考虑全球化语境中的共通性和亲和性。既有很美的中国审美和东方韵味，也能具有国际性的亲和力、共通性和传播力，这是我在创作道路上追寻的目标。
C：你会让儿子未来也走音乐这条路吗？
Y：我还真没有想到这么具体，未来他会面临什么样的人生我觉得不是我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不可能按照我的路子去规划他的人生。但音乐我们还是会让他接触，音乐不是语文、数学，它具有不确定性，我让他学音乐，也就是想让他了解“语言未尽之处”的美妙，去体会那些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东西。（你希望他的人生更丰富？）对，我总觉得人活一辈子就应该活得有趣一点，虽然我朋友不多，但我的生活很丰富，听音乐、写作品、做皮具……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最最好的朋友就是自我，自己跟自己做朋友，自己跟自己对话，这可能也是这个职业带给我的美妙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