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我国系统工程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慧炯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5岁。“中国智库”公号特推送此文，以示纪念。原文刊发于5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
终身学习 终身研究 终身创作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顾问、研究员王慧炯先生
文｜崔克亮 马秀芳
记者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楼见到王慧炯教授的，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精神矍铄、面容清朗、容光焕发的老人，谁也很难猜到他今年已届88岁高龄。说起自己健朗的身体，王慧炯教授的“心得”是，由于自己年纪大了，不怎么做运动，但自己会很注意饮食和作息时间的规律性。他很不赞同开夜车的习惯，他说自己晚上做不完活的话，会早起做，但绝不熬夜。
在与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中，王慧炯教授侃侃而谈，系统回顾了自己这几十年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成果，也对中国当前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江泽民回忆：“他（王慧炯）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
中国经济时报：经由库恩所著《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这部畅销书，让更多经济圈外的普通读者熟知了您。据该书描写，您就读于上海交大电机系时的同窗好友江泽民同志称：“我们的系主任有问题最喜欢问王慧炯，他总能回答出来，还答得非常正确。他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他是我们的班长。” “我们在一个实验组。”“我们的教学全用英语。王教授的英语尤其流利；他的英语很棒，比我好。” 您当时的学习如此之好，有何“诀窍”？在上海交大的求学生涯对您以后的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人生产生了何种影响？
王慧炯：我想，一个人学习成绩好，是跟个人的成长环境分不开的。我成长的环境，大致有这样两个，一个是我的家庭，另一个就是学校。
我在幼年和少年时代，由于特殊的家庭情况，生活比较孤独，所以养成了读书自娱的习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把包括《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在内的中国传统小说读了个遍。由于阅读量很大，知识积累很多，所以每每写的作文都被老师当作范文。甚至有的时候，老师都会怀疑作文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我记得很清楚，老师还曾经专门询问我是不是有姐姐，他怀疑我作文写得太好是我姐姐帮我写的。
我学习一直很刻苦。我们那个时候的学校氛围跟现在的学校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时候，只要你学习好，不仅老师喜欢你，同学也都会尊重你。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和班里的另外一个同学成绩一直都很好，两人始终居于班里第一第二的位置。当然，这样的成绩都是苦出来的。老师看到我们俩太过用功，怕我们身体吃不消，就找我们谈，叫我们适当放松些。
到了高中，我父亲去世，这对于我是个很大的打击。家里的日子变得很困难，但我始终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年年获得学校奖学金，才使学业得以维持。后来我考入上海交大，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
说起上海交大，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好的学校，最重要的是好的学风。交大严谨认真的学风，使我在学习上获得了巨大进步。交大治学很严格，当时我们电机班考进去大约30个人，到了大二大三之间，原来上海交大的入学人数就只剩下约二分之一的学生了，这是因为每个学生只要有两门功课不及格就会被退班。有这样的压力，再加上当时考入我们班的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不断督促自己，更加努力学习。大一刚进班里时我的成绩属于中等学生，到了大三，我的成绩又名列前茅了。
我英语很好，那是因为上海的英语教育比较早。解放前上海小学三年级就有英文课，到了高中就部分采用英语教材了。到了大学，交大和一些大学基本上是英语教学，考试也是用英文。所以，我英语好和较早打基础有关。另外，虽然现在大家都不提倡死记硬背，但我那个时候学英语主要还是靠背诵和记忆，我个人认为，在英语学习方面，这是很有用的，也是必要的。
至于学习的“诀窍”，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就是“精”。所谓“精”是说，学习任何知识，对于最基本的东西，你必须把它钻研得很透很精，所谓“熟能生巧”及“温故而知新”，这样才能有所建树。我在学习过程中，很注重基本概念，阅读中一旦碰到不懂的东西，立马翻字典查资料。其次是一定的广度，我在从事电力工程工作及完善系统工程思维体系的时候，读了很多书，例如工程地质，各类房屋结构，环境保护，逻辑学，经济管理，甚至导弹系统设计等然后才完善了系统工程学的想法。
第二个是“坚持”，这主要体现在英语学习上。我一直都没有放弃对英语的学习。刚开始参加工作时，因为技术方面的资料，国内英语文献很少，我就尽可能找外文的东西读。我在华东海军工程部第一次完成一个柴油机发电厂设计时，就完全依靠了一本国外的书籍。到现在，我还在坚持看外国文献，也还应国外期刊的要求，继续英语学术论文的写作。我认为，不断地学习和使用是学好一门语言的关键。
｜探索系统工程学方法论
中国经济时报：1980年，您出版了《系统工程学导论》一书，应该是国内较早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专家之一。能否谈谈您研究系统工程学的缘起？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系统工程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您是如何将系统工程学应用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研究的？
王慧炯：1947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考进了原上海电力公司。该公司当时实行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英、美流行的“实习工程师制”。要求实习工程师必须在公司所属基层发电厂、供电、机电修（车、钳、焊接、打铁、热处理等）及公司的各管理部门，包括工程设计、预算、会计及售电等岗位轮流实习四年后，才得以在某一部门任职为正式工程师。这一全面的实践锻炼，为我后来在各种专业间转换以及开展系统工程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我成为工程处正式工程师后，独立承担的第一个任务是上海曹阳新村的供电工程。工作内容是根据用电负荷选择合适容量的变压器及导线，这二者都不难，都可以根据负荷容量来确定。核心问题是把变压器放在该区的什么位置。我并没有在学校书本上学到过这些知识。就把物理学中求取重心的公式，用以求算变压器的位置。
我举这一事例的目的是用来说明二点：一是熟悉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物理中力学理论在某种情况下可用于电力问题的解决；二是反映了我初出茅庐，知识不足的情况。后来我成为该公司一位曾在美国西屋公司工作过、极富经验的某工程师的助手时，我曾很得意地把我自认为的‘创新’告诉了他。他说他曾在一本德国书上看到过这一方法。若干年后，我偶在一本书中，看到了德国确有这一方法。因此体会到自己阅读书籍的有限，而知识积累的大海是浩瀚的。在学术上必须谦虚和不自满。
1953年，我被调到华东海军（后海军东海舰队）工程部设计处，独当一面地承担海军的海空军基地及所属工厂的发电供电、工业与照明用电等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建国初期，海军工程部内的苏联专家都是军事专家而没有电力方面的专家。此外，前苏联学术和工程体系的分工极细，发电、输电、配电、用电都是分开的。即便电力领域，也还分有各类专家。我只能依靠边看书、边工作，并依靠上电共同调转海军工程部的助手和工程部设计处的其他同志，摸索完成了所有任务。（上电当时同时调出作为我助手的王名炽同志，在各项工作中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后来继续留在海军工程部，退役前被授予大校军衔。）
我在从事基地发电厂设计时，同时涉及了机械、土木及若干地质方面的知识。该时期我所从事的雏形电力系统发、送、供、用的设计及施工实践的反馈，为我提供了较全面反思与总结的机会，使我萌芽了系统工程的思想，初步探索了存在于不同工程专业间的某些共性规律。1955年，我将这些体会形成了初步文稿，但未被当时电力技术方面的期刊采用。这些思想的萌芽，是我通过工程实践所形成的系统思维的核心部分。该思想又历经以后的工程实践与理论探索后，逐步深化形成了约2万字的文稿。我1963年曾在云南省电机工程学会作过《工程设计方法论》的报告，当时有听众反映说，这不像是技术报告，到很像哲学。这部分核心思想，于1980年被我继续深化完善为《系统工程的方法论》文稿，刊于《哲学研究》。
自1980年开始，我从工程系统转向了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一般人认为，这是很大的“转行”。但我觉得，系统工程普遍的方法论是可以运用于各类特殊领域（包括社会系统）研究的，关键是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同时也要注意分析研究对象中“矛盾”的特殊性规律。
｜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参与大型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经济时报：您自1982年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不久，曾参与并领导若干大型国家或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及与国际机构合作研究项目，例如《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规划》、《2000年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政策》、《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综合研究》等。这些大型战略研究有何历史价值？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又有何现实价值？换言之，这些成功的大型研究对当前和今后的类似研究项目有何借鉴价值？
王慧炯：1982年，我担任了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规划的总顾问（另两位总顾问是徐寿波和黄载尧同志），协助山西省计委（当时以省计委副主任田杰三同志为主）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研究。该研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摆脱了我国传统五年计划期的框框，把规划期定为1981年至2000年；二是作了大量数学模型的试点。我历来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与人们间的关系与作用。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不乏定性研究，但在定量研究方面，相对地落后于国外。因此，在社会科学及经济领域，我们要认真推广数学模型的研究应用，但必须务实地进行。
在对省级的长期规划研究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后，1983年至1985年，我成为由马洪同志主持的《2000年的中国》课题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对于该课题，我们进行了系统设计，通过了课题组同志及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使这一研究摆脱了传统的计划方法，形成了新的战略性、综合性的长期规划发展研究方法。在《2000年的中国》的课题分报告中，还包括《2000年中国的总体定量分析》的分报告，它为后来国研中心开展经济模型的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通过该研究，使我对中国全局与长远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实际问题的认识更加丰富，为进一步做好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
完成《2000年的中国》研究后，我又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他同志一起，与世界银行进行了“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的合作研究。《2000年的中国》属于宏观战略研究。而“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则属于较中微观的部门政策研究。我从工程实践中认识到，微观具体工程的实践是处理好总体工程的基础。同样，在经济工作中，我认为，要作好国家总体宏观发展战略研究，必须对微观的部门与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有一定的了解与基础知识。通过“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课题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我对部门与中微观经济的认识，从而也有力支持了我对宏观经济的研究。因为，从系统的观点看，宏观与中微观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系统。
｜为高层决策建言献智
中国经济时报：1991年10到12月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专家座谈会，为次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做思想准备，主要是“考虑十四大提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该用什么样的提法”。这些会议对次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您参加了这些讨论。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一系列会议的概况和您的主要观点?
王慧炯：我曾参加过江泽民同志主持的五次讨论会。最初两次是有关前苏联与计划的，中间两次是国企改革与三农问题。关于农业问题，我的观点整合在《遵循规律，结合国情，解决新形势下的“三农”问题》一文中，在该文中，我对改善农民生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对创造就业计划及推进城镇化建设问题作了阐释，同时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例如，从财税方面，增加农业投入，减轻农民税费负担；健全法制的制定和实施，促进非农产业发展；加强科、贸、工、农结合，以信息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非农产业的结构调整等。
最后一次是2001年11月参加的，我在会上作了《关于新世纪我国经济与改革的若干思考》的报告，提出了在新世纪，我国面临着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两个根本转变的艰巨任务；指出了我国即将加入WTO的机遇和挑战；也提醒中央应注意发展、改革和稳定三方面的有机联系。
｜学术研究的“三个领域”、“四条经验”
中国经济时报：半个多世纪以来，您通过亲身实践和辛苦工作，在工程设计与管理、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等若干重大领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就。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社会经济、微观技术经济政策、产业结构及产业政策，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在这些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创见？您认为，是哪些因素帮助您能取得了这些成就？
王慧炯：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事系统工程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参与建立了中国的系统工程学；二是把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论应用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等政策科学的研究，探索着中国的社会系统与政策分析新领域；三是出版了约40多部中英文著作。
我认为我能够在上述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要注重实践，认真研究。建国以来的巨大经济建设事业，为我提供了工程实践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政策研究的机会。
二是要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近代复杂的工程建设与经济发展离不开群体的努力，我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是周围同事支持和共同努力的成果。
三是要善于总结，不断提高。每一项工作都会有成绩与问题，我坚持经常总结自己工作中的问题，不断改进工作。
四是要终生学习，勇于创新。人的一生会不断面对新问题，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我较为广泛的知识来源于不断的终生学习。
｜何以造就一流智库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作为中国政府智库，国研中心在长期的政策咨询研究中形成了哪些特色和传统？中国智库和世界一流智库有何差距？如何将国研中心打造成国际一流智库？
王慧炯：智库虽然是一个现代名词，但它在历史上却已存在有数千年了。从常识角度来解释“智库”这一名词，它是“有知识人士与专家的集聚”。历史上政治家们的成功与否与他们能否有效地应用“智库”有关，特别是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三国演义》中的知名故事——曹操与袁绍间的官渡之战说明，尽管袁绍较曹操具有更优势的军事力量，但曹操却较袁绍能更好地发挥“智库”的作用，结果是袁绍在该战役中惨败。
从上述故事可以看到，各国的决策者们都需要不同知识领域专家们的支持以达到他们的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社会与经济等目标。特别在当代世界，不同专业领域都已积累起海量的知识与信息，很难为少数人所全面掌握。因此，决策者们需要有“智库”这样的组织去收集筛选相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提出若干初步方案与政策建议以供选定。这就是当代智库涌现的必要性与背景。
公元1800年前，全球仅有3个智库。1950年前，虽然全球其他地区也有智库的建立，但北美与西欧在智库的建立与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1950年后，亚洲、东欧、拉美、非洲及中东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智库有较快发展。亚洲智库的发展尤为迅速。到，全球智库总数达到6603个，其中欧洲有1836个，北美洲1919个，亚洲则有1194个。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发展还是相对落后，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外国一流智库的经验。
首先，成功的智库需要有坚强的内部组织，特别是其上层组织。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与兰德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组成，包括了知名的政界人士、企业家、银行家、金融界、学术界、科学家、工程师、律师等。这一上层组织，使这些智库能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作保障，并可以充分保障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与出版物的某种独立性。此外，研究所的主席与总负责人本身，往往一般都是专业人员。
第二，要拥有大量高质量的研究人员与客座研究人员运营于开式系统中。，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达1800人，在12个领域的公共政策专家有735人。所有成功的智库都在开放的环境中以开放的模式来运作。他们将其研究成果，通过大众媒体诸如电视、无线电、报纸、期刊、出版物及研讨会等向公众传播，获取反馈信息后再加以认真研究。一般系统论说明，开式系统能导致内部的完善，向更大差异化与高层组织化的方向发展。而闭式系统会导致熵的积累与无序化。
第三，要有高质量的具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员及在研究所与大学有研究与教育经验的人员交流和轮番工作。例如美国政府第66任国务卿赖斯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员。哈佛大学的约瑟夫 奈教授与格莱姆 爱立荪教授，前者曾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后者曾于1985年至1987年担任国防部长的特别顾问。有一种说法——美国的智库是学术界人士与政府官员间的旋转门。这一点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制定好公共政策既需要学术上的理论造诣，也需要政治领域工作的实际经验。
第四，重视人员的训练与培养。兰德公司在1970年建成了派第研究生院，它也是美国最大的授予公共政策分析博士学位的机构。由于在该院受训人员来自不同国家与不同组织，因此它具有全球性影响。，该研究生院有110名学员，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
｜正在创作《社会系统工程方法论》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政策的影响很大，因此，政策研究者必须具有高度的历史与社会责任感。您希望在走完人生道路之前，能完成对“社会系统”及“政策分析”研究较成熟的书稿，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再增添一块新砖。这个愿望和计划进行得如何？
王慧炯：这个计划一直在进行当中，但并不是特别理想。我自己认为做学问是一定要严谨的，而且要敢于否定自己。从起初有此想法到着手写作，再到现在，我也在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经过反复思考和与他人交流，我有意将正在写作的这本书命名为《社会系统工程方法论》，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它。
4月，王慧炯著作《社会系统工程方法论》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王慧炯简介：
王慧炯，1925年2月27日生于上海。原籍江苏省昆山县周庄镇。1947年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
上海交大毕业后，曾先后在原上海电力公司、海军东海舰队、昆明水电设计院、云南省电管局设计处及云南省电力局从事并负责电力系统、电网、电厂与用电系统的规划设计、生产及科研与运营管理等工作共33年。在工程系统的最后职务是云南省电力局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1980年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的公开招考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先后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成为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并负责宏观经济、国家及省市中长期战略规划及微观技术经济等研究工作迄今。历任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学术委员会顾问。职称是研究员。
1979年至今，曾兼任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上海交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六所院校的兼职教授。民政部、电力部、科技部等机构顾问。曾任联合国工发组织顾问及世界银行、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等四个国际组织的当地顾问。
曾是全国政协八届、九届委员及八届、九届经济委员会委员。
从事宏观社会经济及微观技术经济政策研究30余年。参与领导及主持的大型政策研究项目有“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规划”、“2000年的中国”、“产业结构及产业政策”（世界银行合作研究项目）及联合国开发署资助的近300万美元的研究项目“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与政策”等等。应世界各国邀请参加社会、经济、技术等国际会议约150次以上。曾应亚行邀请，连续数年参加亚行“亚洲经济展望年会”作关于中国经济现状及瞻望的报告。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及论著150篇（种）以上。
代表性著作：《系统工程学导论》（上下册，中文）、《中国技术的自力更生》（为Technological Independence, The Asian Experience中部分，联合国大学出版，英文）、《2000年的中国》（参与，有中文、英文及法文译文）等等。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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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智库记忆｜王慧炯：终身学习 终身研究 终身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