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是个6岁还不能说话的小萝莉，在巴基斯坦一个风景如画的山区出生，父母虽然生活简朴，放牧为生，但丝毫不减对沙希达的爱。在一次意外跌落山崖的事件之后，母亲决定带孩子到印度德里神庙祈福，希望能让孩子开口说话。在返程经过印巴边界的时候，孩子被遗落在列车外面，而列车已经回到巴基斯坦。六岁的孩子就这样流落在印度的街头。男主角帕万是印度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在祭祀哈奴曼神的庆典后，遇到了小萝莉，并将其带回家。尔后的故事情节就是男主经历千辛万苦跨越边界，在各种追捕和躲藏过程中帮女孩找到家。
影片以爱为主题，勾连神性之爱与人性之爱之间的逻辑关联。
试图证明爱作为一种人性中本真的冲动，有能力撬开印度社会某些凝固的制度块垒和宗教禁锢，也有能力为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的和平提供文化上的某种智识资源。
导演卡比尔也表达了这一期待，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和谐关系的生成，可以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宗教与宗教之间和睦关系的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和模板。
笔者认为，作为文化产品，脱离不开印度本土的文化氛围和历史传承的影响，也无法同当下印度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戾的趋势分割开来。
宗教学者、政治学者和社会学研究者对当代印度问题的关注不可能与现实的宗教、民族以及种族因素割裂。
只要理论旨趣带有现实关怀，大多印度电影会将思考重心放置在自然、神性、人性三者的关系上，平衡或者协调统一，或者怂恿某一方对另外一方进行革命。
这似乎与印度特有的宗教文化相关。从现有的影视题材来看，印度文艺作品越来越多地注重现实题材的挖掘，但是这种挖掘通常还是沿着既定的传统和文化脉络进行的，并没有进行过于激进的革命式的解构。
另外，每个作品都多少带有印度思想界与文化界比较普遍的潮流的痕迹。
比如这部影片，无疑是对泰戈尔等思想家的观念的一种祭奠和朝拜。
那这次就简单扯扯泰戈尔与这个电影，未必符合逻辑。
梵我如一：离不开泰戈尔的印度社会
二十世纪印度最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泰戈尔已然成为印度文化的一种象征。他对印度文化的诠释是我们了解印度的窗口。
他毕生都在努力建立宗教与世俗社会的某种联结，实现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在一个强大宗教传统的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往往存在两条比较显白的方式，要么进行宗教的世俗化，要么保持宗教对世俗社会的政治上统摄，建构类似伊朗社会的神权国度。
泰戈尔在思想里引入了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民主自由的理念，希望将其注入到印度社会的现代化建构中去。比如以人为中心的神人关系视角。
他试图通过整合人与自然关系、人与宗教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中找到一条能够连接这三种关系的中介物。
比如，在《吉檀迦利》之前探讨比较多的是自然，在《吉檀迦利》之后探讨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吉檀迦利》写作中摄入人与宗教的话题就显得比较多。
从人出发去探讨各种关系，是启蒙之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无论是从认识论意义上的工具结构体系，还是道德世界的实践德性，或者是审美表现上的合理性要求，本质上都是以人作为出发点去对象化地诠释世界。
泰戈尔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一直试图在维护东方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对西方文化进行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
在泰戈尔看来，在上帝死亡之后，西方文化变成没有灵魂的文化，需要用东方宁静的智慧化解西方的横冲直撞。
在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否定基础上，试图借助东方的“一”文化重塑印度社会的分裂，重建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并存、多文化共融的共同体。
泰戈尔在他的一部剧本时候曾说，迦梨陀娑笔下生花，巧妙地写出人间天堂的结合，且能不漏痕迹地将花变为果实，沟通了人间和天堂，以至无人觉察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
人间天堂如何结合，又如何无人觉察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些问题表达的核心立场就是梵我如一的整体世界观。
世界是一，只有一是真实的，是无限的。
人、神、自然都在这个整体中和谐存在就是人间天堂。
这是印度哲学的要义，也是泰戈尔的理想。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这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超然的哈奴曼神，能看到天真蓝漫纯朴又善良力的孩童，能看到铺满山花的原野和翠绿葱郁的森林，在欢乐和轻松的意境中获得了对影片的审美感受：
神、人、自然都似乎被一种叫爱的情感串联起来了，民族冲突以及宗教隔阂都在影片的构成中被矮化到差点就看不见了。
能直观感受到的也就是沙希达的天真可爱和帕万的为兑现承诺的锲而不舍。
用良善与爱这种人性中的特质来弥合神人之间的割裂，将神性之爱与人性之爱统一起来。
然后将这种爱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倾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
影片中，帕万信仰的哈奴曼神不再是被高高举起的泥土塑像，它通过帕万这一人身载体呈现出神性，将神性中的爱、承诺、勇敢、利他精神完整地落地落实。
神的启示和训诫最终还是要让人用行动，尤其是爱的行动去践行。而当爱被彰显到一定的位格的时候，就照耀了爱所流经的一切主体，借圣经里的一句话，有光，就有了光，也即有爱，就有了爱。
当爱被彰显到一定的位格的时候，能化解一切隔阂与仇恨。
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认为这部影片完全是对泰戈尔思想的一种镜像式呈现。
爱是泰戈尔散文与诗歌的美学主旨，他孜孜不倦地从现实和生命中寻找爱带来的和谐、宁静和愉悦。影片也是这种风格，在回家这个事情上，一路虽然艰辛无比，但丝毫感觉不到压抑与沉闷。
稍微的紧张情绪都被戏谑的拍摄冲淡了，纵使鲜血淋淋民族矛盾也在影片处理中变得毫不刺眼。
当我们把观影情感的脉动搁置在主角帕万身上时，他的人性中天然的嵌入了神性，二十次不能及格的考试，坚决不作弊，真诚面对内心的信仰，
不能得到明确的允许和批准，他坚决不从边界移步，就算边境士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愿意背负偷渡的名声。
但是影片越到最后，帕万为了达到送回沙希达的愿望，不断触犯印度教的某些禁忌，比如睡在清真寺里，比如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穿上穆斯林的服装，甚至到巴勒斯坦的宗教场所祈祷。
爱的伟大已经突破了宗教的界限，这已经不是神性之爱所能解释的，神性之爱可以达成某一事件和情感的缘起，但成就神性之爱甚至超越神性之爱则终究依赖于人性之爱。这又与泰戈尔的以人为主体的文学路径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