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发布：黎海滨（whlihaibin）
很早，我就听说了“向阳湖”。这里说的“向阳湖”，特指“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湖北省咸宁县“向阳湖”——这个地方现在叫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镇。
11月21日上午，我利用到咸安区采访产业扶贫的空隙时间，顺路拜访了这所“五七干校”旧址。其时，旧址大门敞开，一帮工人正在施工维修。我与江发权先生，在咸安区扶贫办与向阳湖镇的两名干部的陪同下，进去闲逛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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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五七干校”？
所谓“五七干校”，它是根据伟人的“五七指示”办的干部学校，让那些大城市里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
1966年5月7日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把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一业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当时，文革已经开始，为重建党政管理秩序，从中央到地方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要实行精简原则，超过80%的精简干部、文革初期就被关进“牛棚”审查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怎么处置呢？
恰好，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定名为“五七干校”。柳河的经验材料被发现上报到中央。很快，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
据统计，到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10多年间，中央在各地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先后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各省机关办干校有1497所。
而在全国各地1600多所“五七干校”中，最有名的，毫无疑义是“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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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湖“五七干校”为何特别出名？
“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简称“向阳湖干校”，它之所以特别出名，原因有三：
第一当然是文化名人多，这是它胜出沙洋干校之处。
沙洋干校规模最大，下放的是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公检法、石油部、铁道部、总参、总后等权力机关的官员，虽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社会学家费孝通、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原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最高检副检察长黄火星等一帮大佬，却比不上“向阳湖”的作家和专家冰心、沈从文、臧克家、张光年、冯雪峰、郭小川、周汝昌等“如雷贯耳”的现当代名人名家。
第二是向阳湖干校在文化“战线”规模最大。
“文革”中文化部办的干校不止一处两处。但是，其他干校文化名人聚集的规模都远不如向阳湖的大。向阳湖干校从1969年4月12日草创，到1974年底人员全部撤出，共容纳了文化部机关、中国文联和作协、故宫博物院和荣宝斋等北京文化单位的干部及家属6000多人，共编有5个大队26个连。
第三是因为这个地方生产与生活特别艰苦，被文化名人笔下记录下来给人印象深刻。
1968秋年到1969年，中苏关系剑拔弩张，处于大战一触即发态势，所以中直机关干校没有到东北去办而是到中南地区。中南地区办的干校，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就数“向阳湖”了。没实权没钱财的原文化部及下属单位，办干校选址没得挑。江汉平原所在的沙洋，条件相对更好一些，却轮不上这帮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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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湖的来历
所谓“向阳湖”，本名“关阳湖”，是咸宁、嘉鱼和武昌三县交界处“斧头湖”南端的一条湖汊。至今很多人不知道，这里的围湖造田不仅是全国普遍性的“农业学大寨”改造自然，而且是一项重大的政府水利工程的一部分。从1968年12月动工到1970年10月完成，动员了两湖、两广、江浙和安徽、河南8个省的数万民工。
臧克家在《忆向阳》的序里描述，“向阳湖，是一个年代久远的荒湖，面积宽广，茅草丛生。野鸟在上面安家，獐子在里边落户。泥浆混浊，青天也印不上个清亮的影子。四面一片荒野，栽不到一株树。”就是一大片沼泽呀！我在湖区长大，知道这样的沼泽地，只有若干高处可以搭棚子安家，所以我们水乡的地名多叫什么“台”呀、“墩”呀、“埠”呀、“岭”呀。生活在江南水沼地的人们晓得，这种地方最可怕的是吸血的蚂蟥和蚊子，防不胜防；其次，是堤埂泥路里扎人的野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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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有个叫李城外的人
1961年出生的李城外，本是咸宁地区通山县人，但长期在咸宁市直机关工作，对“向阳湖”所在的“咸安区”比老家还熟悉。1994年在市政协坐“冷板凳”时，从《咸宁市志》的“大事记”里读到一条记载：“文化部到咸宁向阳湖创建‘五七’干校。一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六千余人在该校劳动锻炼……”就这么几句简短的介绍，让他敏锐地感觉这是天赐咸宁的一座文化富矿，天将降大任于他来保护和发掘之。
从此，不论是当这个局那个局的局长，还是现在担任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他的业余时间全部身心都用在这件事上，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五七干校研究第一人”，向阳湖文化研究专家。10月底，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到“向阳湖”考察，观看了他收集并在干校总部旧址展出的那些珍贵的史料、照片和实物，大表赞赏；借用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抗日英雄“李向阳”大名，笑称李城外是“文化李向阳”；强调这么多文化名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集中在一个地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很少见，咸宁对这份独一无二、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要按照“文史农旅”相结合的思路，继续搞好保护和开发工作。
怎么评价“五七”干校这段历史，当代人可以见仁见智，后代人肯定会从他们的视角给出不断更新的解读，但是历史研究首重史料，最有价值的基础性的贡献，无疑是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学术中立态度，收集和保存相关历史文献和实物。
1995年起3年里，李城外“与时间赛跑”，陆续在京城采访了200多位曾下放“向阳湖”的文化名人，“抢救”了一批弥足珍贵的音像资料。著名学者任继愈说：“后来人如写文化大革命史的‘儒林传’，这是一批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种野史的真实性或为正史所不及。”已经出版的《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名人访谈录》、《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等“向阳湖文化书系”，只是李城外用文字呈现的一部分内容。
11月21日，我们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总部旧址的展览室里，看到了冰心、臧克家等人捐赠的干校时期的用品。陪同参观的干部说，这些文物级的旧物能够在此展出，李城外先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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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国保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月5日，国务院批准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全国第一家被列为国家级文保的“五七干校”。
名正言顺，“向阳湖”干校撤离后，移交当地农垦部门办奶牛场的那些房舍、“五七战士”烧砖的窑、修建的连接生活区与湖田的桥，都不会像别的“五七干校”和“知青点”被毁得无影无踪。它们就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呀，当然也是吸引游客与后人的人文景点。作为“国保”的“向阳湖干校”比这里那里不在少数的陵墓坟洞有价值得多！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题遗山诗》云：“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仿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文人不幸咸宁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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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
据说，“五七干校”的首要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阎纲、胡德培、周明等人当年都是被整的“五一六分子”呢。那天，我们在“王六嘴”遇到一个叫王宏伟的村民，60多岁，他告诉我们：臧克家在他家住过；他亲眼看到批斗会上有两个人被打得很惨。
钱锺书1980年底在为夫人杨绛的《干校六记》作的序里说，干校搞“运动”的三种人，被整者、整人者和参与整人者，若从干校生活的全景看，可以有不同的归类法：
第一类，整人的“军宣队”和专案组干部，他们是“人上人”，也不用参加劳动。
第二类是，被专案审查的嫌似“五一六分子”，和孟超等“文革”前夕就开始重点批斗的“黑五类”分子，这些人最惨。
第三类“群众”。
所谓“群众”，又可细分三样人。
一是政治运动积极分子，这样的人总是少不了的，或要“再立新功”，或要“将功折罪”。这里不说他们了。
二是多次“运动”中早已定性的“死老虎”。他们被下放干校，感觉比在被紧盯的原单位轻松多了。比如老“右派”、“洋奴”萧乾，
三是随大流下放的“逍遥派”。久居北京城的他们，在江南水乡有强烈的新鲜感，苦日子过去很久后回忆起来，甚至有一种乾隆皇帝下江南般的快意。比如单士元老先生，90岁那年题词：“向阳甘棠，桂香满天，灵芝铺地，如入仙境。每一念及，令人神往。”单士元1907年生于北京，1924年底溥仪出宫后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书记员，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一直呆在故宫，从研究员做到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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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与感叹
对于向阳湖五七干校，当年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的文化名人们，最有发言权。
杨绛的《干校六记》有一章是《学圃记闲》，她说在干校的工作其实不太艰苦，就是单调，或者是担尿挑粪等知识分子从来不会主动接触的劳动。在《凿井记劳》说，贫下中农的眼中，“我们”是“他们”，农民对干校学员都很见外，还常常把他们种的菜和农作物偷去。这样的说法很真实。
参观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我们几个感慨良多。
廖咏絮在央视纪录片《大师的背影·向阳湖畔》拍摄纪实文章中写道：随机采访到了人群中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大爷，居然对当年“二十五连”下放的一些过往记忆犹新，能清楚地说出当时连队医生的名字，也还记得当时在农民中流传一时的关于干校干部的民谣：“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金表。”因为这些高资“五七战士”，并不像农民靠天吃饭，是保留工资待遇来“劳动锻炼”的嘛。
农民对下放干部和“知青”有这种看法，一点也不奇怪，就像鲁迅说焦大不能理解林妹妹的痛苦一样。同是文化名人、同是知青，对“五七干校”、对“上山下乡”运动尚且认识大不同；何况，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不同阶层、精神文化需求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理解那是多么困难！
我欣赏杨绛先生的真诚与清醒。王世襄先生也一样，正视现实，既看到底层农民生活的更贫穷更艰难，也表达了自己对学无所用而虚度年华的忧伤。
“旧社会”过来的高知王世襄，在“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右派”，是“老运动员”；下放之前，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在“向阳湖”，他插秧、种菜，放养家禽家畜，什么活都干。逆境中他所谓的“受而无怨”，你可以说是天性开朗，也可以说是“不敢怨”，启动了心理上的自我保护机制，美其名曰“豁达乐观”。
所以，在当时，王世襄这样写放牛：“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我学村童君莫笑，倒骑牛背剥莲蓬。”好像归隐田园般美好。他在《观鱼诗》里写道：“春搴兰草秋芝草，朝啖团鱼暮鳜鱼，日日逍遥无一事，咸宁虽好却愁予。”这是寄给下放在天津团泊洼文化部干校的夫人袁荃猷的，要通过两边军宣队的审查，有美化干校生活之嫌，最后却也表露了压抑不住的“闲愁”。这首《畦边偶成》：“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状物言志，就更是寄寓了坚忍而不屈服的心理。
这切合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对干校生活的总体评价。1997年，他“忆向阳”的题词写道：“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向阳湖。”
我的朋友、英年早逝的著名诗人柳忠秧在长诗《向阳湖的历史天空》上篇的结尾部分吟道：“聚合离散，星移斗转，/ “文明的祭园”诉说着一幕幕人间悲欢。/一湖血泪，一湖青史，一湖诗篇，/小舟自横，细雨徐来，几多沧桑，几许悲鸣。/岁月为向阳湖留下一串串不屈的身影，/时空为向阳湖定格一串串光辉的心灵。”
这不是歌功颂德，也不是单纯的控诉和声讨。这是史诗。
南方报业高级编辑鄢烈山（已退休）曾撰文，这样评点向阳湖五七干校——
“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些‘干部’（包括文化名人），出门前呼后拥，出门要人撑伞，开会要人拎茶杯，穷奢极欲地享受，会觉得伟人警告干部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当官做老爷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全体撵鸭子一样地流放到荒湖‘劳动改造’，却无疑是对文化对人才的戕害。世上大路有千万条，我们的民族不能总在两个极端选择吧？”
当然，还是曾下放向阳湖的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同志痛定思痛给“向阳湖”干校的题词，言简意赅，发人深省：“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