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人要想拥有身边的这个世界，首先应该把自己认识清楚。这话怎么说呢？难倒连自己也不认识？事情偏偏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百步之外，但却常常“目不见睫”。人往往总能轻易看到别人的不是，对自己的不足却视而不见，听见好话就高兴，受着奉承便舒服，得意时飘然若仙，成就时居功自傲，名望时目中无人。然而，流星在灿烂的夜空中炫耀自己光亮的同时，也就等于了结了自己的一切。人能真正地认识到自己，把自己搞清楚确实不容易，人因为可以自知而“贵”，又因为能够自知而“明”，可以说自知对于修身立德至关重要。所以古人常常告诫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满招损，谦受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怎样获得“自知之明”，这确实应该成为每个人都需认真面对的人生课题。那么，我们就先回头剖析一下“我”字，看我们到底能够从自己身上明白哪些道理。
我，自己或自己一方，“万物皆备于我也”，由“手、戈”两字组合而成。“戈”是古代武器，广义说它可以是人的一种生存工具。“手”持“戈”而动会产生什么行为呢？想来“我”可能会分为这么几类情况。首先，人要求得生存，“我”可能利用工具去生产，去创造生活所需的物质利益，有了这份创造生命才有可能保存下来。人是高级动物，能够制造并熟练运用工具，但实现从蒙昧到智能的这一进步是一个艰难奋斗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当把“我”自己描写成为这个图形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提醒人们，人生可能艰难，生活需要奋斗，为了生存需要每个人去不停地生产、创造，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能完成对“自我”的塑造。
再则，人因社会而为人，团结协作应该是人类最有效的生存之道，你在享受社会福利的同时，需要为大家生产更多物质，提供更多帮助，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争取做一个“大我”，每个人的能量也都应该能够凝聚起来，集各个“大我”再形成为一个共同拥有的“我”。
除此之外，还可能有两种“我”的存在。一种，“我”可能只懂得自我保护，行为上我行我素，对他人不管不问，别人的援助可以接受，但属于“我”的绝不可以流失。这类人的行为始终在围绕“小我”打圈圈。另外一种，“我”会拿着武器去侵犯他人，去索取，去无限地占有。欲望总不能满足，心理总不得平衡，贪得无厌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最正常不过的行为。为了自己可以跟别人你死我活，为了自己可以跟朋友尔虞我诈，他们奉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唯我”主义。
借着以上几类“我”的不同呈现，我们从中国传统价值观便可明辨其褒贬。其“大我”、“自我”、“小我”、“唯我”对应着便是于传统价值观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三个字，即“义”、“利”、“私”。“义”与“仁、礼、智、信”等合而同属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它指正确的道义行为，“义”字上为“羊”下为“我”，将神圣的贡品敬向头顶，其实已经很明确地强调了作为一个真正中国人应该具有的价值取向。自己的行为只有努力趋向道义才符合“大我”要求。一旦偏离了这一宗旨规范，表现在行为上无疑就是随意而为，甚至唯利是图或唯我独尊，可以卑躬屈膝，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小我”“唯我”之“私”（私字其形可见其义），那当然是要被大家所唾弃的。
其实“义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范畴，对于“利”的褒贬向来有所分歧。儒学将义利两者对立，尚义排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墨子、韩非重利但又“贵义”；董仲舒重义轻利，所言“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实他们于“利”的争论焦点还是集中在“私”字上，原则上都普遍认同是君子就绝不能贪图私利的道理。而反过来说，正当的“利”其实并非不可取，即便轻利的孔子、董仲舒也分别有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利以养其身”等肯定性的言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若失去物质利益的保障都难以维持，国家的正常发展若没有足够的利益保障也同样难以为继。“利”字一“禾”一“刀”告诉我们，只要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收获理所当然，只是不要贪得无厌，更不要侵吞他人利益，从而流向自私自利，那么，这样的“利”便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的大资源，当努力开发，合理分配。
义利观可以是每个人的价值观，若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等于明辩了人生的大是大非。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情况衡量自身特点，给自己确立一个恰当的人生坐标，以便于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自知是一面“察己”的镜子，每个人都应该经常自我检讨。既不孤芳自赏，又不盲目悲观，不断完善自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须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找到自我所在，建立必要信心。能“自知”，才能做到自明；拥有了这份明智，我们便很容易找到人生最佳的前进方向，从而尽快走向成功，拥有更多精彩。
“人贵有自知之明”如此重要，它是我们对人性的剖析，对价值的界定。当于作为而不人为，当于前行而不随行，当于从容而不纵容。人生贵于尽人事，天意如何随风去。待人待己不亏心，任山任水任流云。
